在这部独辟蹊径的精彩著作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运动，较之以往更加突出了世界性。本书深入研究了英国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中国的“新月派”在国内国外的影响，作者帕特丽夏·劳伦斯女士让我们透过英国现代主义的镜头欣赏中国艺术，透过现代中国的眼睛审视英国的现代文化瑰宝。我们神游在一个得天独厚的文化氛围里，静看他们或写作，或绘画，或游历——这些怡情养性的文人雅兴在中国往往合而为一，相辅相成，到了20世纪，它们以新姿态出现，成为妇女们的公开消遣，其中包括作家、画家及异域行者凌叔华。与此同时，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也像中国古代的文人学士一样，崇尚着某种“业余理想”。
    为了揭示艺术家的真实面貌，本书不仅通过研究作品，而且还把视角转向了他们的私人信札，其中不乏被前人忽略的资料，劳伦斯教授在她的中英调研之行及艺术的自我发掘过程中，将它们经过爬梳剔抉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她用英语首次完整地记录了凌叔华与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之间的浪漫故事。书中展现了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寓言式的旷达不羁和自我沉醉，还呈现了他们偶尔流露出的种族主义倾向（主要针对比中国人肤色更深的有色人种），但好在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几乎没有造成任何狭隘与偏见的影响，更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帝国主义的赞成态度。为了帮助凌叔华发表她的英语回忆录，朱利安·贝尔和他的母亲瓦内萨（Vanessa Bell）、他的姨母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伍尔夫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还有玛乔里·斯特雷奇（Marjorie Strachey）、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Vita Sackville West），以及哈洛德·阿克顿（Harold Actor）等都鼎力相助，虽然每个人的作用有大有小——他们或给予殷切鼓励，或帮她润色文章，或出面接洽出版事宜。当我们读到这些时才恍然悟出劳伦斯教授的观点，即：凌叔华是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中国成员。
    与另外一些有鲜明阶级意识，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敌视英国的中国同行相比，这些作家、学者及画家——徐志摩、凌叔华及其丈夫陈源，甚至包括左翼作家叶君健等人的观点更加开放，更勇于尝试。近年来严家炎用中文、李欧梵等用英文进行的研究，详细记录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小说及电影中现代主义的兴起。王德威甚至发现，早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即已存在了现代主义的商业及流行取向的先例。而劳伦斯教授则认为，这期间还存在着某种学术性更强的现代主义，与北京文化分庭抗礼，这一研究发人深省。为了寻求新鲜的意识和技巧来传达他们的思想，现代主义流派避开了上海的市井浮华和物质繁荣，取而代之的是深入挖掘人类灵魂的本身。然而其主要代表人物反而是一群南方人，他们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提倡使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现代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尽管他们在战争和革命的岁月里颠沛流离到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仍竭力保持新型京派绅士的风度，以重塑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这些探索型作家包括来自湖北的小说家冯文炳、湖南的新月派作家沈从文，以及深受沈从文影响的其他文人、浙江的鲁迅（如果就其散文诗而言）。现代主义小说《梦之谷》的作者萧乾就深受沈从文的影响，他和凌叔华都是“老北京”，他们都有离京迁居外省的阅历，继而都去了英国。
    北京的现代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文字改革运动，但是其散文及诗歌（也包括上海的）真正步人现代主义领域应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实早在这之前，胡适和徐志摩就已经从意象主义中获得灵感，只不过胡适并不是诗歌的代表人物，而徐志摩写的则是浪漫诗歌。有人或许会说，中国的作家只不过在现代主义这一世界文化运动行将落幕（若说不是已经退场）的时候，才奉献了他们的现代主义作品。其实不然。如果我们把这个大的文化运动视为很多国家及语言不同序列实验之间的交叉实验，那么最终这个实验获得的就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而是一个“综合的结果”，如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在他们的著作《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是某种“相互渗透”、“调和”、“合并”及“融合”。尽管朱利安·贝尔的姨妈弗吉尼亚曾经不无讽刺地说“在1910年12月前后”，人性就已经开始变质了，但是，正如当今学术界的划分，朱利安·贝尔把“现代人”划分为两个时期：1890年至1914年，1914年至1936年。而正是在1936年，他任教于武汉，向学生讲授现代主义的历史。当然，这不等于说他有意宣扬现代主义（或日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已经作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