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年夏天，刘心武开始在家中10平方米的小屋里创作《班主任》。为什么写这篇小说，据他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班主任》是作者投稿，还是编辑部约稿    这里存在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伤痕文学”发端的《班主任》，到底是《人民文学》杂志社向刘心武约的稿，还是刘主动向杂志社投的稿？

    刘心武在《我是刘心武》一书的相关章节里对此没有做出直接说明，但他明确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编辑部从未向他约过这篇稿。“那是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开始，杂志社怎么可能向我约这样的稿呢？”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反问道。

    他在书中回忆了当时他向编辑部投稿前的思想斗争：小说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他犹豫，这样的稿子能不能公开拿出去。在发表欲的支配下，刘心武鼓起勇气，一天下班后，他到东单邮局，打算把稿子寄给《人民文学》杂志。但工作人员查了信封里的东西后说，稿子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费。一气之下，刘心武没寄。从邮局出来，他骑车到中山公园，在偏僻的水榭的一角，取出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最后决定还是把它投出去。几天后，刘心武到另一家邮局把稿子寄了出去。

    和刘心武的说法不同，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说，“《班主任》这篇小说是编辑部向刘心武约的稿。”这位在文学界享有很高声望的老编辑，身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在家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闻风而动”。

    涂光群说，他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要写这样的题材，首先得物色合适的作者。这时他们想到了刘心武。此前，刘心武给《人民文学》投过两次稿，虽都被退了稿，但编辑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考虑到刘心武比较熟悉学校生活，因此编辑部决定向他约一篇稿子。此后，一位编辑把编辑部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个把月后，刘心武就寄来了《班主任》。

    当事人说法不一，一时让人无从辨别。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班主任》发表时复杂和不明朗的政治环境。

编辑部内的争论    涂光群介绍，当时《人民文学》是三级审稿制度：责任编辑、小说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一般情况下，稿件最后在编辑部负责人那里定夺。个别重点稿件或把握不准的稿件送主编定夺。

    很快，编辑部内部对《班主任》这篇小说形成了两种意见。《班主任》的责任编辑崔道怡认为，小说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太好发表。但作为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则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深刻，而且很合时宜，应该发表。

    涂光群在当时《班主任》的稿签上写明自己的意见：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通过那位张老师的形象写了生活的积极因素。张老师采取热情、正确的态度，治疗、帮助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第二，这是深一层地揭批“四人帮”，暴露他们的罪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是正确、必要的。总之，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精神，可以发表。

    涂光群回忆说，面对不同意见，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刘剑青“没有把握”，于是把小说送给主编张光年定夺。

    张光年看完稿后，在一天下午，把编辑部三级审稿人一齐约到自己家中。涂光群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张光年当时说的一句话：“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就这样，小说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期小说的头条位置。

《人民文学》放过的和抓住的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笔会》版的《伤痕》，也曾把稿子投给《人民文学》，但被退稿了。

    据卢新华撰文回忆，《伤痕》最初问世的园地，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墙报。当时，卢新华刚刚进校才个把月。班委会要出一期墙报，要求每人准备一份墙报稿。《伤痕》就是卢新华为墙报“应差”而做的。

    卢新华说，小说写完后，他感觉很好，但个别老师和少数同学看过后却不以为然，向他提出了一大堆理论质疑。卢新华十分灰心，将稿子锁进了抽屉。这时，墙报主编来催稿。卢新华本想重写一篇，但就是写不下去，最后还是把《伤痕》交了出去。

    没想到，第二天《伤痕》就在学校引起巨大轰动。从墙报贴出，直到《伤痕》正式发表，墙报前一直人头攒动，而众人面对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一大奇观。

    上海《文汇报》编辑钟锡知很快得到这个消息，凭着他对新闻独有的敏感，托人向卢新华要去了一份手稿。此后卢新华得知，将这个消息传到《文汇报》的是中文系的教师孙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