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用“收获多多，问题多多”来形容新时期文学的三十年，认为，新时期文学在取得重要成就之余，也存在很大不足。对此，张清华表示:乡村经验成就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贾平凹、张炜、余华、苏童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城市生活，也是以乡村经验进行写作。而比他们年轻的那批作家，不少是写城市的，却总是以叛逆的姿态出现，不被纳入“精英文学”的范畴。张清华说:“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底子或者核心经验方式是农业社会的经验。由此，很多作家在试图完成这种经验与书写内容的现代转换的时候，暴露出来的问题尤为明显，而这正是危及当代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扬直言，制约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阻碍，是语言问题。“要是把最近三十年的文学变化放在百年文学的长廊中加以考察。我们发现经典性的作家，大部分出现在第一个三十年，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第一个三十年的文学创作，还没有普通话的规范，而在最近的三十年中，普通话的语言规范已经成为定式。这使得除王朔等运用普通话游刃有余的少数作家外，多数作家在文学语言叙述上捉襟见肘。”

    在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吴炫看来，新时期文学在看似多元选择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如何提高原创品格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只选择一种创作，但却不建立自己对生活和小说的独特理解，那么这样的作品再多，也不会产生真正的好文学。”

    郜元宝则用“整体未必破碎，个体未必发展”来描述新时期三十年文学发展的概况。他说:这些年来中国作家的“发展”或“进化”并非完全朝着真正丰富而独特的个性的方向发展。我们的作家在生活中越来越世故，越来越智慧，但很少转化为文学的世故和智慧。而我们的文学发展很快，但文学体制，思维方式，躲在各种新话语背后的习惯，仍然是旧的，不仅没破碎，还在迅速修复，凝固。

    研讨会之前还举行了“中环杯”《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颁奖仪式。获奖作品已结集成《指甲花开》的作品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