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这篇文章，却有另外一个感想：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再过十年是否又会变成办公室里的一员“朝气蓬勃”的新任主管?甚至变成另一篇文章中那位自吹自擂的“我”?“你好，我是台湾大学学士、美国史丹佛大学企管硕士，回来前，我在纽约麦肯锡投资咨询公司实习过三个月，我曾经服务过许多大型国际企业，现在我是敝公司的财务企管顾问……”这个结局，应该是喜剧还是悲剧?是《樱桃园》还是《楼顶屋》(Room of the Top，70年代的英国影片)?这个资本主义的办公室中也充满了年轻人；《街头》一文中就说：“我们是一群寻找剧本的角色，眼眼巴巴等着导演上场”，那么这位导演又会是谁?是那个办公室里有两样盆栽和“一套高尔夫球具和一块迷你假草皮”的执行长?还是更高层的董事长?
    胡晴舫用的这个典故应该出自皮蓝德娄(Pirandello)的名剧《六个找寻作家的角色》（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剧情既现代又荒谬，但也该是喜剧——这就是我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舞台上有一大堆“赚钱”的角色，却不知道作者和导演是谁。陈映真在70年代的作品——短篇《华盛顿大楼》，是台湾文学中最早描写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小说，但小说背后作者的反讽意旨十分明显。胡晴舫属于年轻的一代(较陈映真和我这一代人至少隔了两代)，她的观点和环境自然不同，所以她的反讽态度虽然有点“无奈”，但也不至于讥刺，因为这个新世纪已非《樱桃园》中的俄国贵族没落的世界，而更荒谬，因为在这个后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已经没有“作者”，市场就像是一个团团转的舞台，背后似乎有无数个“导演”试图指导台上的演员，但却无人知道结局和效果为何。
    已经早有理论家指出：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已经不可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了，何况是“办公室文学”?
    也正因为如此，我更感到本书弥足珍贵，因为它的价值已经越过文学想像的范围，而更接近真实，但它仍然基于一种文学性的思考和文化的情操。对我而言，这种情操最终也是女性的，即使不论本书的作者是男是女——我们甚至可以不必理会作者——作为一个男性读者，最令我感动的是书中一篇看来最平凡的文章《结婚与下午茶》，内容所写的主题却是“女权”论者最嗤之以鼻的问题：一个在办公室上班的女性，结婚后是否辞职做全职家庭主妇?
    “世界上有两种女人：一种上班，另一种不上班”；对很多上班的女人而言，“家庭主妇”却以“一种奇怪的误解方式代表着自由”。然而有了家庭可以相夫教子之后，又将如何?这似乎和我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工作赚了钱以后又将如何的命题，互相印证。
    维吉妮亚·吴尔芙的名著《一个自己的房间》，被视为女性解放的经典，但书名中的“房间”到底是女人的卧房、居室、书房，或是上班的办公室 ?或者全部都是?吴尔芙却没有完全解答。
    胡晴舫问的是另一个命题：“女人有了自己的房间和自己的桌子”以后，是否已经圆满解决了所有问题?“是不是跟阿拉丁神灯精灵要错了愿望”? “当男人上班的第一天，他所要克服的问题只有如何自我表现……女人上班的第一天，除了如同男人解决上述那些问题之外，她仍要面对她自己。”
    这个“自己”就是女性上班族在资本主义笼罩下的困境，它的复杂性也远远超过那个办公室男人思考的勇气问题。至于现在的“阿拉丁神灯”代表的是什么，则不解自明了。

                                                 2005.5.29.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