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说法却遭到中国著作权法界人士的普遍否定。中国和美国都是《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根据《伯尔尼公约》第五条中规定：根据本公约得到保护作品的作者，在除作品起源国外的本联盟各成员国，就其作品享受该国法律现今给予或今后将给予其国民的权利，以及本公约特别授予的权利；享受和行使这类权利不需履行任何手续，也不管作品起源国是否存在有关保护的规定。因此，除本公约条款外，只有向其提出保护要求的国家的法律方能规定保护范围及向作者提供的保护其权利的补救方法。根据《伯尔尼公约》独立保护原则，作品在起源国受到的保护和在其他缔约国受到的保护是相互独立的，各缔约国在满足公约最低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其所提供的著作权保护完全由本国法律决定，不受作品起源国影响。浙江省版权局有关人士明确表示，虽然在美国《我的生活》已进入了公有领域，但根据中国的法律及《伯尔尼公约》，作者去世还未满50年，因此该作品版权在中国是受到中国著作权法及《伯尔尼公约》保护的。从事国际著作权法研究的陈际红律师也认为，一部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法保护，是由出版国的法律决定的，因此《我的生活》在中国还处在版权保护期。长期从事著作权法教学的北京印刷学院副教授叶新亦持同样看法，他认为出版社应该在版权归属清晰的情况下再做出出版决定，而不应该草率行事。

　　记者也注意到，实际上，国内绝大部分海伦·凯勒自传除了收录《我的生活》外，同时也收录有海伦的其他作品，如《冲出黑暗》（1908～1913年著）、《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1955年著）、《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以及海伦书信等。其中，海伦发表于1933年《大西洋月刊》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几乎被所有自传收录，文章标题也成为绝大部分自传的书名。那么，依照美国1976年版权法，《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等即使在美国也尚未进入公有领域。
　　
    关于海伦·凯勒著作权的传说

　　除了受美国1976年版权法影响外，一部分中国出版社之所以不经授权出版海伦作品，是由于听说海伦已将自己作品版权无偿捐献给社会。

　　中国城市出版社一位许先生告诉记者，据他所知，海伦·凯勒没有子女，她的版权授予了带公益性的美国盲人基金会（AFB），因此海伦作品应该算进入公有领域。北岳文艺出版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责任编辑、中国妇女出版社《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责任编辑等均依此推定海伦作品进入公有领域。但是，这些出版社的策划人、责任编辑都表示只是听说而已，他们也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权威解释。

　　业内人士认为，即使海伦将自己的作品版权赠予AFB这样一个基金会，也不能等同于放弃著作权。只能证明由该基金会来代替作者行使权利，基金会有可能通过转让、出售版权获益来支持公益支出。记者向AFB发邮件征询此事，截止发稿时（4月5日），记者尚未收到该基金会的回复。因此，目前海伦放弃自己的著作权法的说法仍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谁来给海伦·凯勒维权？

　　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海伦放弃自己的著作权，那么谁来在中国市场负责维护海伦作品的相关权益呢？

　　浙江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12月与兰登书屋集团旗下的Modern Library出版社以及博达公司签订版权合同，获得了《我的生活——海伦·凯勒自传》一书在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版的专有出版权。负责该书代理事务的博达公司王女士表示，兰登书屋是在2003年重版《我的生活》，有纪念该书诞生100周年的意思。与美国市场上其他版本的《我的生活》不同的是，它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是由知名学者编辑、注释。

　　本报法律顾问认为，如果海伦确实已将自己作品的著作权捐赠给AFB，那么按照美国1976年版权法，兰登有权利在美国出版已进入公有领域的该书，但其又将这部作品连同增加的学者注释部分转授给浙江文艺社，说明其有可能已经获得全球著作权。那么，兰登是如何拿到这一权利的呢？记者就此疑问向兰登书屋总部方面询问，由于时间关系，截止记者发稿时同样尚未收到兰登方面回复。

　　编后 扑朔迷离的海伦·凯勒著作权问题，截止记者发稿时仍未有答案，只是寻找答案的路径已然清晰。

　　记者注意到，一些长期致力于现当代外国文学译介作品出版的机构，如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并没有出版海伦的作品，是它们对这个大热门看不上眼，还是对版权问题有顾虑？记者采访了几家出版社负责人，有些表示也关注过海伦作品，但由于知道是享受著作权法保护，在没有得到相关授权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放弃出版。

　　海伦作品的著作权问题确实纷繁复杂，但并不是毫无头绪。畅销5年多时间始终没有人真正弄清楚，到后来几乎所有人都有意或者无意地认为已进入公有领域。或许，今天大家真的都太忙，忙着追赶眼下正红红火火的销售商机。

　　关于海伦著作权的问题，答案已十分迫近。欢迎出版、法律等各界人士提供线索，或者展开讨论，本报将就此进行跟踪报道。（本报记者黄新萍、颜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