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创新，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接轨，诸如此类问题，都是老生常谈的题目，而且涉及到古今中外，也关联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诸多领域。一般学人，往往唯恐避之不及。

　　然而周有光就像他老人家挑战生命的自然规律那样，不但在百岁仍在继续写作，而且还能改换原先的思路，研究起文化这个“不讨好”的题目来。更几乎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能从全球性的视野来看待人类的文化问题，其思路之清晰，立论之稳健、新颖，并不亚于中青年学者。从文化的结构到文化的发展程序，从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到汉武帝击败匈奴，从儒学现代化到全球化浪潮，从东亚的传统到欧美的福利制度，正所谓中外古今，自由驰骋，娓娓道来，左右逢源。

　　周有光的新著《学思集》代表了周老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思考和国际现代文化的接轨与展望。

　　值得注意的是，周老先生谈论传统文化有着自己十分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不人云亦云，也不居于某个地区、某一国家，而是具有全球性的大视野，因此，他的文章有一种宏大气魄，能够在全球性的视野下，准确的把握某一种文化的特质所在，古代兵书有所谓“居高临下，犹如破竹”之说，用于形容老先生论述文化问题的文字，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老先生认为，人类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由分散趋向汇合。5500年前，欧亚大陆曾兴起多个文化的摇篮，后来渐渐合并成为东亚文化，后西欧文化传到美洲，成为西方文化，如此形成全世界四种传统文化。这种从不同地区来划分不同的文化系统比起眼下流行的笼统的称之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两种分法，更切合实际。

　　就华夏文化来说，与一般正统的学者只关注儒家文化不同，老先生用了相当的篇幅关注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虽然他对道教文化评价不高，以为乏善可陈，但能估计到儒、释、道三家对中国文化的共同贡献，无疑是正确的思路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至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的贡献，人们自然会想到“四大发明”，老先生却迥出常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独特的提出培育五谷、纺织丝绸、采焙茶叶、制造瓷器、发明纸张等五大贡献说。尽管此说能不能准确的代表华夏的科技水平，见仁见智，可以进一步讨论。但对于百岁老人还有如此新颖的思想火花，委实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除了上边的引文有所论述之外，老先生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儒家文化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儒、释、道三教中，儒学是入世哲学，它对现实的关注程度是首屈一指的，为佛、道不所及，所以，对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发展之事来说，儒家文化的“古为今用”自然应当放在第一位。人类虽然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际现代文化对地区传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大，但人们的现实生活仍旧割不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双文化并存的时代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如何改造和更新传统文化，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确实是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非常繁重和迫切的任务。儒学的现代化，是不得不为之的，即为应对国际现代文化的冲击。

　　国际现代文化，顾名思义，就是全球不分地区的共同文化，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创造，由不同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汇合而成，是各个国家所“共创、共有、共享”共同文化。国际现代化以科技为主流，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意在谋求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福利。科学是一元的，不分民族、国家、阶级和地区，西方科学发展较早，国际现代文化中含有西方成分较多，但是，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均有重要贡献，不可低估。

　　我们说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与国际现代文化接轨，按照老先生的说法，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努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现代文化并不绝对排斥传统文化，而是并存并用，相辅相成的。任何国家都是在保存和改进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利用人类现代共同文化为己所用。因此，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良特色，加工提炼，推陈出新，剔除落后的糟粕，将原先封闭的观念改为开放的观点，地方的观点改为世界性的观点，教条盲从改为理性识别，鹦鹉学舌改为独立思考，从而“做现代文化的主人，不能做现在文化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