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发展。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 

    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之外，往往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他接近人民群众，不满黑暗现实和政治腐败，终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浪漫主义杰作。 

    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鸦片战争后，他被流放，途经河南，时逢黄河大水，道光皇帝责令他留在那里治水。他本来就深谙黄河水势，并有一套治水的办法。相传他为治理黄河，每天骑马在黄河两岸奔跑。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感动，一位民间画家把他骑马奔跑的形象画了一幅画。他在河南近一年，水患治理后，仍然被发配往新疆，夫人因病留西安。他独身西行，从西安到伊犁要走几个月时间，在从西安至兰州的路上，他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两句至今广为传诵的名言。 

    我还想起清末的著名诗人，也是外交家的广东人黄遵宪。他曾做过清朝驻日本的公使。《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那首诗，至今读起来依然感人肺腑。2003年，我到香港期间，曾在演讲时读了这首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付去寸加夸）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死了以后，梁启超为他写的墓志铭是“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深切了解之上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了。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惟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