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私有化在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普及了，但对他们来说，私有化带来的危害比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更多。1980年代以来，鼓吹私有化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是需要把钟摆摆过来一些的时候了。

　　记者：在书中，您认为私有化的结果完全是“因境而异（c ontext specific）”，那么您是否能总结一下是哪些不同的环境，导致私有化结果的失败，又是哪些环境导致私有化成功？是否有规律可循？

　　魏伯乐：历史上很多公共产品的供应都是由市政提供的。当地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实体，就可以实现民主控制。当你作为一个小型社区的成员时，你就有更大的可能参与政治生活，对你日常所用的水、电等公共产品发表意见，从而实现民主控制。这有利于利益相关方的民主参与。

　　如果这些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是由千里之外的某个不谋其面的跨国公司来运作的，民主参与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公司总是要听从他们自己的股东。所以，私有化通常是不利于民主参与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记者：您认为市场发达程度跟私有化能否成功有关系吗？

　　魏伯乐：市场发达与不发达对私有化的结果不一定有影响，即使是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化也可能会成功。关键是国家是否会丧失对于这些行业的控制力，国家能否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保护穷人的利益。如果在私有化的过程中，穷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就应该由国家来保护，否则私有化很难成功。

　　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关注什么，如果我们更注重穷人的利益，那么就不应该市场化并且私有化。如果我们关注创新，则市场化私有化是更好的选择。

　　记者：在书中，您认为在公共领域和私营部门之间，各种形式的行业公会、市民组织、公益基金和慈善组织等“市民社会”空间，会考虑文化和生态等目标，可以弥补逐利的私营部门和预算有限的政府的不足，因而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但在现实中，您认为如何操作才能实现这种平衡呢？

　　魏伯乐：在书中我们讨论的例子以西方居多。在1970年代，西方的政治权力格局大约是强政府—弱私人部门。30年之后，经过全球化和私有化的迅速发展，情况刚好反过来了，变成了弱政府—强私人部门。而在中国，目前似乎还停留在西方早先的情况。

　　我们提出的市民社会及其各种形式的组织，正是要在政府和私人两个部门之间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这其中的成员关心不同的目标，比如公共产品的供应、公正、环境保护、健康、基础教育、反腐败等等有关公众利益的主题。

　　1970年代时，西方市民社会组织更多地倾向于私人部门，反对公共部门，因为公共部门的权力过大；而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看到市民社会组织更倾向于政府，因为私人部门的权力太过强大了。整个政治权力结构需要一种新的平衡。

　　总之，市民社会空间的存在，总是要保护弱势，反对强权的。而中国目前政府的权力较强，私人部门较弱，我个人揣测那些为数不多的成长中的市民社会组织，比如NGO等，似乎是和私人部门的利益靠得更近，和私人部门一起成为制约政府特权的平衡力量。

　　记者：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市民社会一直比较弱，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如何实现您所说的平衡？

　　魏伯乐：德国在1960年代的时候市民社会也非常弱，以后逐渐成长了起来。目前中国的市民社会也在比较健康和有力地成长，中国的NGO在保护环境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西方，1970年代人们批评政府，现在批评私人部门的霸权。中国的私人部门在上一届政府时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在现任政府任期内，我觉得政府的权力又有所增强，这好像是为了保持平衡的一种政治机制。对现任政府而言，西方已实践过的市民社会组织也许是有益的，能够帮助政府达到这种平衡。

　　记者：您在《私有化的局限》中所收录的例子，主要针对存在显著公共产品属性的部门，如供水、道路、教育、医药等，但在中国，电信、石油等国有基础产业部门的垄断引发民众诸多不满，对于中国的这些行业该如何评价呢？

　　魏伯乐：前面我已提及，1970年代，西方的政治权力格局大体是强政府—弱私人部门，现在情况刚好反过来了，而中国目前似乎还停留在西方当时的情形。由于我对中国的情况不太熟悉，所以我想参考墨西哥、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例子来谈一谈。

　　墨西哥因为对电信部门的私有化而降低了电信服务的价格，消费者也比较满意。但是在乌拉圭，没有私有化，电信同样有效率，提供的服务和电信服务的普及都令人满意。而阿根廷电信部门私有化之后，发展很慢，消费者非常不满。所以这个问题很难下结论。

　　中国的国有部门是否有效率我不了解，以我的观察看来，中国目前的公私平衡局面还是不错的。在美国、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太弱，私人部门太强，所以需要新的平衡。而中国目前并不需要。但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很多人归结于私人部门的权力太大，而政府无所作为，我想也是有部分道理的。但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不能妄言。

　　记者：您支持政府控制，但又为市民社会代言，在西方您是否被认为是左翼知识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