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对在美国出版中国的书籍有自信吗？美国人愿意阅读关于中国的书籍吗？

　　简·弗里德曼：当然，美国人对中国非常着迷。中国是一个大国，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包括各种思想，这点很令人惊异。我们对中国不了解，就像我们以前对印度一无所知一样，而在我们出版了印度的书之后，印度的作家在美国就非常流行。我们这次在中国接触了很多作者，包括在《纽约客》发表文章的查建英，她也非常优秀。其实，我们和中国的作者接触越多，中国书在美国出版的机会就越多。

　　我认为，美国也会把目光投向中国，美国的媒体会对此非常关注，美国的读者也会来阅读这些书籍的。但出书的人必须非常优秀，而且要很善于讲故事。我们需要很好的翻译，把最好的书籍介绍给他们。

　　做出版很快乐

　　新京报：你的个人经历让人感觉非常好奇，据说，你大学的同学们在暑假里都抢着当夏令营的辅导员时，你却决定把出版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尽管那年暑假你是在一家财务公司实习，是什么激发了你对出版的兴趣？

　　简·弗里德曼：应当说，是我的父母激发了我对阅读的兴趣。我的父亲本特·李普曼，是一个绘画艺术家，我的母亲罗丝，则为我们注入了对书籍的热爱。其实，我一直对出版很感兴趣，而且对数字着迷。18岁暑假的时候，我在一家财务公司实习，但并不太喜欢，所以我转向出版。我觉得，做出版很快乐，因为我老要和数字打交道，又可以出版我自己最喜欢的书。

　　新京报：你来到哈珀·柯林斯时，是在1997年11月，当时你已经在兰登书屋工作了近30年，并担任那里的执行副总裁，而当时哈珀·柯林斯状况并不那么出色。是什么吸引了你，放弃兰登书屋的一切？据说，你刚进入兰登书屋的时候，只是一个录音电话的打字员，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

　　简·弗里德曼：我在兰登书屋工作了大半辈子，甚至从来都没有想到会离开它，因为我在那里也非常愉快。我来到哈珀·柯林斯，有一个机遇。就像我收到范袆的电子邮件一样，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新闻集团的主席默多克打过来的，要我来管理一个全球化的公司，立即负责其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所有的业务。这个机会对我很有吸引力，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紧密，我当然希望有机会尝试全球化的管理。我考虑了整整一个月后，来到了哈珀·柯林斯。有趣的是，6个月后，我以前所在的兰登书屋被卖给了一家德国公司，公司完全改变了。所以，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事物，能到哈珀·柯林斯来工作，这也许是一种幸运。

　　我对出版业很有信心

　　新京报：因特网和其他新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出版业带来了一些影响，很多出版人都在抱怨图书销量的下降，在这点上，你似乎更为乐观，新技术究竟是带来挑战还是机遇？

　　简·弗里德曼：这是一种对平衡的挑战，机遇和挑战一样多。我相信，在中国的出版人也感受到了和我们一样的挑战，在今天这样数码化的时代，需要合适的书，合适的作者，这就是对平衡的挑战。随着世界的全球化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竞争，我们的公司管理就必须更加全球化。

　　新京报：人们对你的创造力一直有很高的评价，你发明的“作者巡讲”

　　就在出版业上写下了一笔，现在这种做法在出版业已经司空见惯。面对数字化的时代，你们还有什么新的创意？

　　简·弗里德曼：那是我年轻时候的发明，当时巡讲的第一位作者就是“法国厨师”朱利亚·查尔德。这位91岁的老人临终前还在说：“那个简，她让我四处旅行，就像移动一块肉那样简单。”（笑）

　　其实，对我们出版业来说，最重视的就是作者。如果没有作者，就没有书，更没有出版社，我认为我们出版社的每个人都很清楚这点。我们是一个市场取向的出版社，在市场推广方面迈出的步伐很大。

　　因特网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出版业面临着新一轮转型，我们希望能成为网络时代的最好出版商。今年夏天，我们首次开发了全球数字书库（DIGITAL WAREHOUSE），除了尝试搜索外，我们还探索用移动技术、博（播）客技术、社交网络技术和在线视频等技术来发展业务。

　　其实，我们的经营策略是发展一个基础广泛的公司，而不仅仅依赖一些知名的作者来推动销售。我们希望能直接接触更多消费者，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利润来自于名单的广度，而不是名单的最前列，出版好的书籍和盈利之间并不矛盾。

　　新京报：你曾经提醒过人们所谓“文字的贬值”，对出版业的前景你有信心吗？

　　简·弗里德曼：我认为出版业很健康，而且充满活力。有报告说，我们遇到了挑战，挑战确实是有的，但是出版人不应当哀叹它所带来的挑战，而是应当拥抱它。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有更多的人在阅读，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新的机遇。同时，还不断有新的作者出现，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写作。因特网可以成为一个市场化的工具，网络上的出版人，为新的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我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出版业，非常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