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先生的四部断代史，都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包括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代的政治设施及其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等。下半部则对该时代的社会文化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叙述，实际上是一部广义的社会文化史，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人民生计、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方面。其材料都是从正史中钩稽出来，其叙述都不是泛泛而谈或随意拼钞，其中包含了许多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独特见解。就史书的编撰体例而言，吕先生一向认为通史体例远比旧式史钞为优。然而，这几部规模宏大的断代史，何不采用通史体例？这为一些学者所不理解。其实，吕先生对此是有过一番斟酌和思考的。他认为：由于前人对各断代的史料没有作过细密的整理和考核，我们今天要在短时期作出正确的概括和分析有相当的困难，更难做到有融会贯通的叙述。所以，运用通史体例写大部头断代史的条件还不够成熟，目前最需要的是认真扎实地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夯实基础。严耕望先生对吕先生的断代史极为推崇，说它们：既周赡，又踏实，征引繁富，扎实不苟，章节编排，篇幅有度，且出处分明，易可查核。他说：几十年来，诸生到大专中学教历史，常问我应参考何书，我必首举诚之先生书。因为它“极便初学者作为研究各断代史的入门读物”。

　　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向来为学术界所推重，曾有部分札记编辑成书。由于历史的原因，已刊出的札记（除《燕石札记》外）都有程度不同的删节。此次重印《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汇总了吕先生的全部已刊和未刊札记共762条，一百余万字。删节的部分，均按原稿加以恢复补全。读者不仅可以见到吕先生读史札记的“全璧”，还可以获得学习历史的方法和进一步研讨的课题。

　　吕先生治史严谨，为人重节。他两次通读二十四史，自云：“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二遍而已。”1941年上海沦陷，他回常州隐居家中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其时行人路过日本兵岗哨须脱帽行礼，先生不堪其辱，“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后戴帽。”

　　目前的史学研究中，对陈垣、钱穆、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相称的。重视对吕思勉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