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异者:顾、傅二人主张较为接近，皆崇尚仄而深的专门研究，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吕思勉则追求博通周赡的境界，取材多根于正史，并不刻意征引冷僻史料。自其同者视之，三人都投身于上法乾嘉、旁绍欧陆的“新史学”大潮，皆已超越“相斫书”、“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自其异者视之，则顾、傅稍嫌沉迷于历史研究的过程(史料与考据)，不免忽略了史学不仅考据、史学不是史料的“常识”。与二者相较，吕思勉绝非不善考据者，他甚至算得上考据“发烧友”，但是，他却认识到:“今人之屑屑考证，非顾先生(炎武)不能为，乃顾先生所不欲为也。今人自诩搜辑精博，殊不知此等材料，古人既得之而复弃之者多矣”(《自述》)。顾炎武是考据大家，但他的学问决非考据二字可以限量，他所注意者，在古今学术、制度的迁变转移，以及经世济用诸种大计。吕思勉一生服膺顾炎武，且尝认真考虑过加入政界(做官或做政客)的可能性(1911年)，此后虽下定决心做学问，仍“好从发展上推求政治利弊之所以然”，故不以“屑屑考证”为苟安，亦不以“搜辑精博”自喜。
    
　　通贯的断代史家
　　吕思勉第一次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在1908年；开始撰写《白话本国史》，在1920年。其间相距十二年。似可设想，此时虽无他人“分工合作”业已成型的“完美的断代史”，但吕思勉的胸中却早有了自己的“断代史”，作为撰述通史的基础。就此而言，吕思勉并未违背顾颉刚设定的标准。进而言之，十余年后，吕思勉开始写作断代史，同时，再写了一部《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似更证明了顾氏“常识”的可信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后的《中国通史》更“完美”？请仍以小儿学走的譬喻进行解释。小儿动作，是走是跑，何必分辨得太清楚？走与跑，自其异者视之，是两种动作；自其同者视之，则是一个方向。同理，研究断代史，固可视作为通史做准备；撰述通史，亦能开拓断代研究的思路。一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无不有渊源，有流衍。不说明渊源流衍，则断代史难称“完美”，而欲考究源自何时，流向何处，则非先对通史进行研究不可。历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兴废因革，时各不同，欲穷通变化，描述变迁，则非先对各代历史进行研究不可。于是，研究断代史，是为了作通史；作通史，也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断代史。
　　犹有说者。通史虽名为通，撰述必出于作者之独断；断代虽言其断，考证仍赖乎史识之贯通。即此言之，顾颉刚之论学标准，吕思勉之治学次序，合则兼美，离则双伤。上师说法，前辈躬行，吾侪后学，正宜从此悟入。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旨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