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米利都哲学家的思辨方式置于其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加以讨论，而关于两位古希腊著名人物的比较尽管在作者自己看来颇有牵强附会之意，却也耐人寻味。“哲学家泰勒斯与立法家梭伦两人的活动领域大不相同，但可以说他们两人至少具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两人都拒绝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加上超自然的权威性。其次，两人都接受自由辩论以及信息公开的原则，以公开的信息为依据评判人事。米利都人的贡献的实质是，在人对于自然世界的态度中引进了新的批判精神，这应被视为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在政治和法律环境下进行自由辩论和公开讨论这一进展的对应物，或者看作是这一进展的产物”（P.13）。这样就将作为一种文化的科学的兴起与其他社会文化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关系呈现出来。
　　人们何以认为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早期希腊科学》由这一问题出发，循着“自然的发现”和“理性的批判与辩论活动”所形成的主线溯源而上，并在对上述两个特点加以具体阐释的过程中对希腊科学做更进一步的方法论的考察。在历史的放大镜下，尽管那些瞬间是如此迷人，那些理论曾如此完美，但是很显然，希腊科学对后来科学的最重要的遗产并非这一时期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而是希腊科学所体现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方法，概括而言，其一是数学在理解自然中的运用，其二是进行经验研究的主张。这一方法最为成功的运用便是古希腊人在天文学上的发现。于是，当“天文学家们成功地解释了天体运动表面上的不规则性，这对那些相信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理性设计的产物的人来说，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