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是文化的水土，这一方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人 
　　记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有一个名叫戴维·阿古什的学生，他写了一篇题为《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于1981年正式出版，封面右角印着“费孝通传”四个中文字。阿古什当时没有条件来中国内地访问有关人士和搜集资料。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等地进行的。从资料的丰富性和对于费孝通本人的了解来看，您写《费孝通传》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么您在写作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写作方法？ 

　　张：《费孝通传》的写作方法，是“自然史”的方法，那就是高度忠实于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就怎么写，尽量去还原历史。这是费老对我写这本书惟一的点拨。当时他正读他的美国老师帕克先生的传记，那本书就是自然史写法。除了真实性以外，“一个人、一个学科、一段历史”是我在写费孝通先生的时候想要展现的。一个学者的个人历史，有一层层背景。学科史、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自然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尽我自己的力量去理解他作为一个文化生命的出现和成长。有句话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水土是文化的水土，这一方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人。费孝通成长的文化环境是滋养他的文化生命的深厚营养。 

　　社会学要到社会中去学，这比光掌握研究方法更重要，因为社会学的本源不是在社会学概论中，而是在社会里 
　　记者：您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行行重行行，已是费孝通的生命方式”，很多人感佩费老的一个地方就是，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会坚持在工作的第一线，带学生、下乡调查、写书。2003年，93岁高龄的他还坚持下基层去做调查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早年是否受到过什么人的重要影响？ 

　　张：费孝通青年时期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美国社会学大师帕克曾经来华，给费老讲过课。当时帕克经常把他们领出课堂，到北京的大街小巷、监狱、天桥，甚至到八大胡同这样的地方去认识社会。帕克认为，社会学要到社会中去学，这比光掌握研究方法更重要，因为社会学的本源不是在社会学概论中，而是在社会里。这对后来费孝通的学术道路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是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的，他总是在尽量避免感情因素对于观察和表述的影响 
　　记者：对于费老的实证研究方法，有学者认为，过分强调实证研究并非没有缺点，最重要的缺点就是看问题比较偶然和孤立。费孝通先生偶然地选择了经济历来富庶、商品交换历来发达的苏南的开弦弓村作为其一生的研究重点，如果他当年碰巧选择的是一个中西部的贫穷小村，实证研究也许还会继续，但是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对此，您怎么看？ 

　　张：实际上，费孝通先生在进行实证研究的时候，是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的。他的文章里说过，他总是在尽量避免感情因素对观察和表述的影响。费老的同行也曾经问过他，能否把开弦弓这么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和“中国农村生活”画等号？费老是遵循实证调查方法的。实证调查只能这么做。一个村庄的农民生活不等于中国农村生活，但它毕竟属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要具体了解中国农村生活，你只能先到一个小村去看、去记录，做个案研究。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由这样一个一个村庄构成的，其中必然有共通之处，尤其是在文化上。费老并没有跑遍中国农村。可是你看他写的《乡土中国》，说明他真正懂得中国农民的生活。

　　他们那一代学人总体上做人的标准很高，个人的功利心极淡。他们想的是大问题，想的是民生 
　　记者：费孝通先生的离去带走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张：费老那一代学人身上的优秀品质，现在越来越稀缺了。他们那一代学人总体上做人的标准很高，个人的功利心极淡，他们想的是大问题，想的是民生。他写的文章中，提到过“人生的天平”。他真心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付出的太少，不平衡。所以在不停地走，不停地出主意，为社会做事情。他说，自己的这些想法，这些主张，这些学术成果，来得不容易，是社会花了很大的代价换来的。总要把这些东西再还给社会。这样，人我之间才有了平衡。这样想，这样做，更主要的不是对得起别人，而是对得起自己，这样自己才会安心。 

　　费孝通，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早年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和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1936年负笈英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曾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奖章；所著《江村经济》被公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先生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