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沦陷时期，被日方接管的大光明必须停放欧美片，上映伪“华影”、伪“中联”等拍摄的国产片。抗战胜利之后，伴随着《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连接创下国产片卖座纪录，《假凤虚凰》、《松花江上》等片连接打入好莱坞电影包围下的大光明才真正象征了国产片的成功。当李丽华、秦怡的巨幅画像在影院上方竖起时，大光明终于不再是好莱坞影片的专属宫殿。

　　虽然被美国片商垄断的大光明电影院无法反映解放前中国电影的繁荣，但它确实体现了那个年代国产电影在好莱坞大军攻入之后所面对的现实困境，这座好莱坞的堡垒被国产片攻破又恰恰从侧面印证了中国电影旧时的绝代风华。而在朱廷嘉、沈寂这些历尽沧桑的世纪老人悠远的记忆中，大光明代表了一个纯粹欢乐的看电影时代。 

解放后的蜕变　　进出大光明影院的观众从解放前的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到解放后的普罗大众；放映的影片也从好莱坞电影一枝独秀到“百看不厌”的8个样板戏再到今天的《功夫》，大光明电影院和中国电影共同经历了一场蜕变。

　　谈起解放后的电影，朱廷嘉老人几乎就记住了一部《南征北战》，因为这部影片光是他儿子就看了21遍，而他自己则看得更多，“那时候没片子可看，为了吹吹冷气只好看了一遍又一遍。”

　　对于他这样的好莱坞电影迷来说，解放后到文革后的近30年间，的确是“无片可看”，《文汇报》将大光明电影院解放前放映的影片概括为“鸦片”，影片也被一个接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展映周取代。就在这时候，朱廷嘉拥有的电影院线股票经过公私合营被收走，他们只拿到了最后一笔利息和一张没有实际意义的美琪电影院股权证书。解放前的大光明也不复存在了。文革时期的大光明电影院也被改名为“东方红”。

　　“那时大家都很茫然，导演接到拍摄任务时都很怕，因为不知道怎么拍才对，特别怕出错。”1951年，沈寂从香港回到上海后，被分配到上影厂导演室工作。这二十多年中能够拍摄完成并最终进入电影院正式上映的影片差不多部部都可算作卖座片。

　　李红红从小生活在大光明电影院附近的街区，小时候学校就组织去大光明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8个样板戏等。等到她1976年进入大光明工作还是把这些片子拿出来反复放。那时侯人们对文化活动的渴求从没有这么强烈，电影票常常一票难求。“尤其是春节各单位的集体订票必须按人头分配。其实过节也就放《青松林》、《金光大道》，甚至连《毛竹》、《台风》，这样的科教片都好多人看。”

　　而70年代大光明最轰动的一次是1978年上映得到平反的戏曲片《红楼梦》，那时又重现了当年《乱世佳人》上映时通宵排队的场面。曾在大光明担任业务员的李名骏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震惊：“晚上清场后，排队买明天票的人都已经来了。”

贵族的没落　　随着中国电影业市场化的缓慢进程，大光明电影院从80年代上海的一大标志，经历90年代连续11年全市票房第一的辉煌，逐渐衰败为今日淹没在闹市区的“没落贵族”。

　　这期间大光明经历了两次大的整修。第一次在80年代初，当时只是将设备和装饰更新， “大光明的优势是拥有最大的放映厅，是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电影活动和单位团体包场的首选之地。”和电影院一起走过这段兴衰历程的李红红回忆说。当大光明的名字频繁地与吉永小百合、格里高利.派克等国际明星联系在一起时，它和第一百货公司一样成了外地人游览上海的必经之地。

　　领80年代中国电影之风骚的第五代电影在大光明的80年代公映片目中却难觅芳踪，《黄土地》、《一个与八个》这些早期探索性艺术电影的小众趣味与大光明的大厅优势存在距离，直到1988年第五代走向通俗化的《红高粱》才进入大光明。这时候电影市场化的趋向日益清晰起来。

　　90年代初大光明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整修，这一次面临国产电影的不景气，和设备一样更新的还有观念。为顺应香港电影盛极一时、录像带市场繁荣的市场环境，大光明新开了两个录像厅，总共四五十个座位，一年就有120多万收入。1992年增加服务小姐送毛巾饮料到座位等服务，这些服务多少有些回到解放前大光明的感觉，但确实令这家老牌电影院保住了老大的位置，颠峰时的年度票房收入达到了2000万。

　　“1999年，环艺影城开出来之后，我们就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它是走小厅放映路线。我们只有一个大厅，选择面太狭窄。” 李红红并不掩饰今日大光明的衰落。“现在，最差的一天就几十张票卖出去，还都是属于给老人看的公益场。一天如果能有三万就算很好了。”

　　大光明今日的萧条与其说令人伤感，莫若说让人看到中国电影市场化的积极方向。这个时代观众需要多元选择、需要那种在影院看电影的原初快乐。

　　李红红最后告诉记者，2002年大光明与几家电影院联合成立了院线集团，陆续买回了周边部分，建筑设计师已着手将这一片改建为以电影文化为主的娱乐休闲中心，他们想重现昔日上海滩上电影宫殿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