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两权行使问题，一届三次“国大”通过了王云五拟写的《临时条款规定设置机构之组织原则》，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设立“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该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公推总统、副总统分任之”。这一缓兵之计，使“国大”行使创制、复决两权问题一拖就是6年，到一届四次“国大”开幕前不久，才召集临时会议。
　　3月15日，王云五被推为“国大”一届三次大会宣言起草人之一，另8人为陈启天、罗家伦、胡适、马星野、刘政原、徐钟●、韩春喧、朱文伯，以罗家伦为召集人。
　　1966年初，6年一度的“国大”又临近了，开幕前的闹剧也是必不可少的。2月1日开始的“国大”临时会议，由王云五主持，“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议定之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及其有关结论为议题”。临时会议刚开张，便再次陷入争吵和混乱，主要是在选举代表团和议事规则上产生意见分歧。
　　2月4日起，临时会议讨论“总统”咨送“国民大会”讨论的三个提案：关于“国大”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草案初稿，关于“国大”的“宪政研讨委员会”对有关修改“宪法”各案研讨结论，“宪政研讨委员会”拟定之《关于行使创制、复决两权之补充办法四项》。此外，还有“国大”代表相关提案若干件。由“国大”主席团拟定234人，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先行讨论这些提案，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修改“宪法”，并决议对“宪政研讨委员会”所提原案作必要的修改，由王云五主持其事。在王云五主持下，删去原案两项，增加三项。删去的两项是组织“宪政会”和召开临时会议，因为这两项已经兑现；新增的三项为在“动员戡乱时期，国大可以制定办法，创制中央法律原则，复决中央法律”；“总统”对于有关创制或复决的提案，有权召集“国大”临时会议予以审定；“国大”一届四次会议闭会后，设置专门研究机构，研究宪政有关问题。这三条补充意见，其实是拖延手法，即“国大”可以提出创制、复决提案，至于是否审议，则由“总统”决定，具体问题的“研究”要在这次“国大”之后。换言之，一届四次“国大”将不解决创制、复决的两权行使问题。这实际上不是王云五的个人意见，而是国民党当局的决策。
　　一届四次“国大”于1966年2月19日在台北召开，王云五主持开幕式。此时的王云五已不再担任政府官职，观念上也有所变化，对于自己再次入选主席团，以及两权问题拖而不决，也有抵触情绪。他后来追述道：
　　嗣以执政党坚欲我当选，并悉已由执政党指定某要员负责为我布置，我如不获选，某要员不免要对执政党负责，自不便作任何相反的主张，实际上一切处以消极态度。……在两旬前召开的临时会议中，各代表多以沉重之心情与会，我亦不能例外。原因是两权行使为绝大多数代表所期望，惟如何行使，与行使至何种程度，则不能不详加研讨。
　　3月中旬，台湾官方报纸刊登张知本领衔的“修改《临时条款》案”，700余名“国大”代表连署，来势颇猛。这份见诸报端的提案，要旨是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上补充三项：一、“设置动员戡乱委员会，决定动员戡乱有关之大政方针，并有处理战地政务之全权，其组织由总统以命令定之”。二、“动员戡乱委员会对于中央机关之增减，调整编制与职权，及依选举产生之中央公职人员，……均得制定办法实施之”。三、以上两款之施行，“不受宪法有关条文之限制”。对于强化专制统治的补充条款，王云五内心是不赞同的，他认为这是国民党授意张知本等人，以对抗民意，通过强化《临时条款》来对付代表们的“修宪”要求：“余以此种大事，事前一无所闻，且深信必非代表个人之创意，至少已获得执政党之默许，或意为执政党所授意。方深疑讶之际，执政党某要员来访，果不出所料，乃为执政党之决策，而由张代表领衔向国民大会提出者。”但是，“经过来者说服”，王云五最终同意在该提案上具名，只是“声言提出修正意见”。在“国大”讨论此案时，王云五发言，认为“不受宪法条文之限制”等语过于严厉。第二天，他与民社党、青年党及若干无党派人物商议，决定提出修正案，即原则上同意原案，措辞上修改得婉转些。结果，一届四次“国大”通过了经补充的《临时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之”，其实便是无限期延长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使国民党当局得以“合法”地加强专制统治。关于长期争论不休的创制、复决两权行使问题，该条款虽规定“国大”“得制定办法”，但又补充说明，“总统对于创制案或复决案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换言之，如果“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则“国大”有关提案不予讨论。
　　按惯例，“国大”一届四次会议又得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是蒋介石、严家淦，其他各方都不提候选人。国民党方面要制造竞选的气氛，鼓动各界人士发表言论，王云五当然是其重点工作对象。王云五的有关谈话，由“中央社”发布。他的谈话，对蒋、严之“贤明”不免虚言渲染，属于老生常谈，了无价值，但也有精妙之处，即对于无竞争选举的解释，读来令人捧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