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翻开《山岩上的肖像》时，其实心情很复杂。我不知道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谈论一个在中国曾经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影响深远的政治抒情诗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开始翻译和出版聂鲁达的作品时，只译政治诗，每一首都是掷向美帝国主义的匕首。八十年代虽然译了一些他的爱情诗，但是他颇富盛名的性爱诗篇被当做“不健康”的作品而遭到舍弃，因而聂鲁达情诗最重要的特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读者所了解。当国门大开，审美繁荣，各种现代、后现代的诗歌流派一齐涌入后，聂鲁达，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被遗忘了。直到1995年，由于一部获奥斯卡奖的意大利电影《邮差》，聂鲁达才再次回到中国人的视野。这之后聂鲁达的情诗成为翻译出版的一个小热点，以致人们突然发现，怎么有两个聂鲁达，而新近认识的这个如此陌生，他居然写了那么多美妙的爱情诗篇，居然如此细致动情地描写了性。 
　　其实，从来只有一个聂鲁达。他既慷慨大方，又小心眼爱记仇；既崇拜诗神，又喜欢看侦探小说，喜欢看最商业的喜剧电影；他不喜欢歌剧，听不懂交响乐，但却能够写出晦涩的诗篇；聂鲁达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他从来不是完美英雄，而是一个立体丰富的生活中的人。他喜欢跟大海有关的一切东西，船、海螺、贝壳、船首雕像；喜欢鸟，喜欢石头，喜欢养狗，喜欢观察小虫子。他有收藏癖，收藏作家手稿、文学作品各种罕见的珍贵版本，收藏海螺、船首雕像、葡萄酒。他喜欢绘画和造型艺术，有时会为自己或朋友的诗绘制插图，喜欢建筑房屋，他所有的家都是自己设计图纸，每个家都别具一格。聂鲁达从来没有变，他一生都如此──热爱自然，追求爱情，迷恋女人，崇尚友谊，忠于祖国，所有这些贯穿他整个诗歌创作。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有时候，我们将他描画成扛着红旗冲锋的钢铁战士，有时候，我们将他塑造为恋爱中的男人。其实，从来没有一个聂鲁达，只关心女人而不关注政治，也不存在一个聂鲁达只抗议黑暗现实、抗议压迫剥削而不讴歌丰富的大自然与人文世界，不赞美爱情，不为女人写下挑拨心弦的诗句。据说，“巴勃罗”（Pablo），在希伯莱语中的意思是“讲述美好的事情”，“聂鲁达”来自捷克作家扬·聂鲁达，他关注底层，为捷克人民写作。当十四岁男孩内夫塔利·雷耶斯选了巴勃罗·聂鲁达作为笔名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它会暗合他一生诗歌中的主题。 
　　在聂鲁达的时代，真正的诗歌是批判世界的武器，缺乏这种品质，诗歌虽然会发出悦耳的响声，但是不会歌唱，而聂鲁达的诗永远在歌唱。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聂鲁达逝世已经三十年，可世界依然如故，他们曾经毕生抗议的非正义、不平等、战争、屠杀、霸权、剥削、掠夺……所有这些依然结构性存在。三十年，似乎抹去了很多人物、事件。聂鲁达一代留给世界的遗产似乎被遮蔽，只剩下债务。世界没有改变，而诗歌中最起码的人文关怀渐渐被忘记。面对苦难，有人可以视而不见，可以紧闭双眼或转过头去继续搜肠刮肚地编排只有自己才明白的密电码。 
　　因此，似乎仍有必要在这个麦当劳与迪斯尼横行的时代重提聂鲁达和他的诗歌。本来今年的7月12日是聂鲁达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但除了这本还飘着墨香的书之外，当天我们鲜见有什么纪念文字见诸报端。也许正如聂鲁达自己的诗句所说，“遗忘如此漫长”。聂鲁达曾经满怀信心地说，在2000年，人们肯定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在他那个年代无人问津的荷马史诗，也许会在那时成为最时髦的作品。遗憾的是，今天的诗歌更加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