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文弱书生》用阴/阳位置解释性别实践与权力关系的努力值得肯定，然而这一概念高度抽象，在具体文本中可能存在过度阐释的可能。比如某些文学文本的身体呈现可能更多由文类规范，而非权力结构主导。此外，作者聚焦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但较少引入女性读者和作者的视角。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的审美偏好与情感表达理应对才子形象的塑造起到重要作用；女性书写如何评价阴柔男性，也值得纳入分析。若能增加上述女性主体的参与，也可以避免男性研究再次将女性边缘化的风险。

古代性别气质问题的当代回响
  笔者少年时曾以“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然而参加工作、走入社会之后，不得不接受权力与舆论的各种形象规训而不断进行痛苦的调适。正如本书开篇引用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文学不是任何人私有的而是所有人共享的领地”，那么性别话语同样也应当如此。在权力与情感、文与武、阴与阳的天地间，我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的“好女人”“好男人”模本，而是理解并尊重彼此差异的温润眼光。这本书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文化中多元的男性风景，也照见我们每一个人内心脆弱却坚韧的自我。

  在看见自我的同时，本书还给我们提供了看待他者时的批判视角。正如明清小说中情与礼的冲突常以“反讽—颠覆—收编”的三段式完成，才子佳人戏剧常以私情违背礼教起事端，终又因功名成就而归入秩序。歌咏私情的文本对正统阳刚构成微妙挑战，但最终通过功名而被正统收编。父权制的一个高明之处在于，它允许局部反叛以维持总体秩序。就像本文开头的脱口秀场景，当代性别舆论里许多“看似解放”的风格与口号，非常容易被市场或主流话语吸纳为可销售、可动员的“新品类”，形成“快反叛、快收编”的循环。对这种循环的警惕与识别，也是本书对当下性别议题提供的重要方法论启示。

  进一步说，既然男性气概不是自然物而是权力之建构，循着这一路径展开，当下所谓“厌女／厌男”的互相攻讦并非两性矛盾的真相，更非“天性”之争，而是父权制权力装置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副产品。换言之，男人与女人是受到同一套身体政治摆布的，我们共同的敌人是那套让性别成为支配链条的权力本身。正如玛丽亚·米斯在《父权制与资本积累：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女性》一书中指出的，女性和男性并非受害者和恶棍的关系，对于父权制的建构与巩固而言，所有人都可能难辞其咎。如果将“两性对立”叙述成“被性别化的女性对无性别的男性开战”，也许是变相地为父权续命。父权制是一个强大的链条，每一本书、每一次发声、每一次行动都像是在努力松动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直到它最终断裂。我们并不知道人类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可以在打碎这些镣铐之后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