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降，历代都非常重视谥法，也产生了不少有关谥法制度的文献，据汪受宽先生统计，应不下百种。在王圻《谥法通考》之前，最重要的是北宋苏洵的《谥法》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南宋郑樵《通志》中的“谥略”。如前文所及，有学者指出，《续文献通考》和《通志》之间有继承关系，其中氏族、六书、谥法三考直接从《通志》继承而来，《续文献通考》卷一三四“谥法考·历代谥法释义·郑夹漈谥法并杂论”与《通志》中的“谥法略第一·谥中·谥法三篇”几乎相同，只有个别稍异。由此可见其中的学术嬗递继承过程。

  谥法研究至明代而臻于高潮，诞生了如王世贞《谥法通纪》《弇山堂别集·谥法考》，鲍应鳌《明臣谥汇考》，何三省《帝后尊谥纪略》等一大批专门性著述，而尤以王圻的《谥法通考》及《续文献通考·谥法考》水平最高。

  王圻的《谥法通考》堪称是目前传世的第一部涉及历代谥法的专著，全书共十八卷。卷一为“总纪”“释义”。“总纪”收录自《周礼》至明人历代关于谥法的论说，“释义”则列出《周公谥法》释义、蔡邕《独断》帝谥、苏洵《谥法》释义等历代谥义解释的权威著作。此后十五卷按朝代顺序，备载从远古至明万历间历代帝后、宗室、公主、诸臣谥号，分别注明其姓名、官职、籍贯、得谥方式或时间，若有异说，亦并录以存疑。最末两卷，分录先圣先贤先儒谥、隐逸谥、历代私谥、妇人私谥、皇明私谥、历代妇人谥、皇明妇人谥、历代追谥、宦者谥、释家谥、道家谥、夷狄谥、皇明赐夷狄谥。所以即使是苛刻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赞该书：“自君后妃主、王公卿相，以逮百官，至于圣贤隐逸，旁及异端、宦寺、篡逆之党，凡有谥者，皆备书以资考证。”

  正如刘乃和先生在为汪受宽先生《谥法研究》作序时所说：“谥号是生者给予死者评价的特殊称号，既反映死者生前的所作所为及社会对他的看法，又反映生者的衡量善恶标准；既是死者的盖棺之论，又是政治舆论的时代导向，而有关历史人物的毁誉荣辱，有关社会的发展变化。”正因为谥法有非常重要的道德伦理导向作用，儒家对此非常重视。孔子强调“正名”，认为天子、诸侯、卿大夫都要严守名分，“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谥法是寓褒贬、正名分的重要手段之一，孟子就强调谥法严褒贬、著善恶的作用，指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此后，谥法一直是儒家彰善贬恶的重要工具。

  多数传统中国人的终级目标是青史留名，最大企盼是社会的公平、公正，但社会上对公平、公正的期待往往只能借助于历史的裁判，而史家就是这种裁判权的执行者，“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成为人们对史家的最大期望。孔子作《春秋》，在记事中褒贬善恶，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居心正直，不以权势富贵为转移，力倡无私公平，为天下主持公正道义，是历史学家被天然赋予的职责和义务。谥法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赵可怀才会在《序》中说，自古以来，最无私公正的就是“法”与“史”，而谥法则兼具“法”与“史”的功能。

  前面已经提到，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时与马端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认为马端临所言“文献”只顾及典籍，忽略了贤人事迹，所以他要将那些“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儒家文化的忠实践履者和代表者的卓异事迹全部载入，来充分传播和发扬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如果王圻真的像周中孚所言一稿二用，就不会只刊行一部《谥法通考》了。《谥法通考》历时十余年不断被修订，并专门抽出刊行，正可看出王圻的苦心，也是他“文献”观一脉相承的贯彻落实。另外谥法的功能既然是“彰善贬恶”，历朝也既有“美谥”也有“恶谥”，但是后世如赵可怀所言，先是“天子无恶谥，独人臣有之，后则人臣亦无恶谥矣”，这样就只有“彰善”没有“贬恶”，所以王圻在《凡例》中才会确定将“异端、宦寺、夷狄、篡逆之党，有谥亦书”，这是借研究谥法来砥砺名节、劝善惩恶、维持世教人心的重要举措。

  总体而言，《谥法通考》是整个明代，乃至整个传统社会中公认最权威的谥法研究成果。202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由高纪春先生点校修订的《谥法通考》，相信借此机会，对于《谥法通考》及王圻的研究将再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