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宋史”在史学界有其特定的内涵。简单说来，有这么几层意思。其一，邓广铭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应该运用多种视角、多种尺度、多种思想方法和思考方式来研究、观察、探索与衡量10至13世纪包括辽、宋、夏、金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史，“大宋史”正是对这一研究观念的学理提炼与命题概括。其二，“大宋史”的学术理念旨在针对辽史、宋史、西夏史、金史与同一时期其他地区或政权史研究中各自为政、人为划界的弊病，倡导立足于10至13世纪中国境内的时空大背景，总揽全局，突破壁垒，兼顾诸史，全视角地抉发诸政权与各民族之间多边互动的历史实相。其三，“大宋史”研究的理想境界应像前辈大家那样融汇贯通，诸史兼治；在时下研究日趋专深而学者少能兼通的现状下，尽管并不苛求每个治史者及其议题同时打通辽、宋、西夏、金诸史，但在考察这一长时段某个具体对象时，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全局意识，大宋史理念始终具有引领性的意义。

  对照“大宋史”的上述内涵，我想说明的是，就笔者而言，即便宋史都说不上全覆盖，也更无学养与才力兼治辽、西夏、金史。如果说，在论述宋史时，一己之得还比较多些；对辽金西夏史的叙论，主要吸收了前贤时彦的学术成果。然而，在撰述过程中，尤其在评断与诸政权互动的史事人物时，我还是自觉将其置于大宋史视野中去思考、探究、审视与衡估的，还写过一篇《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或许可以视为我对大宋史内涵的总体把握。不过，这次改版之所以将“大宋史”植入书名，既不意味着这册小书达到了“大宋史”研究应有的境界，无非着眼于书名的简明醒目。宋朝与辽朝、西夏与金朝不同，是唯一贯穿这一长时段始终的政权；基于我一以贯之地秉持这一时期中诸政权与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历史观，也许不致于误解我有中原王朝中心论的倾向吧。

  最后，由衷企盼全新改版的《插图大宋史》有幸继续获得书友们的匡正与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