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开创了侯外庐学派，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树立了光辉典范，为当代中国史学进步作出了开拓性的卓越贡献。《中国思想史纲》是一部思想史名著，大体依据侯外庐主编的五卷六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的主要论点编写，使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对于中国远古至于近代的思想史通览。下文节选自侯外庐先生文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侯且岸先生为该书撰写的导读，从学术史的角度为读者作专业解读，帮助大家了解其创作背景，思考它所围绕解决的问题。


《中国思想史纲》
侯外庐 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侯外庐所坚持的以唯物史观主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自成体系、享誉中外，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思想史纲》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重视理论思维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侯外庐解析中国思想史的发展特点，重视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紧紧围绕理论思维总结经验教训，他深知，理论思维是思想史的灵魂。在《中国思想史纲》的绪论中，他强调：“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和发展，有着丰富的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当科学地加以提炼和总结”。要特别注意“中国朴素唯物主义[1]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庸俗化，简单化地给每一种思想体系贴上某个经济范畴的标签”。

  因此，在《中国思想史纲》中，我们可以首先发现古代唯物史家的思想发展轨迹。从春秋时代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到战国时代荀子的《天论》，揭开了中国思想史唯物思想产生的序幕。关于道学，道学即理学——中国古代的“帝王之学”，侯外庐称之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浊流”。《中国思想史纲》认为，这是“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相适应的统治思想体系”。“它继承着儒家官方哲学的传统观念，又不断吸取佛、道二教中的世界观以至方法论的某些因素，使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得到更为细致的唯心主义论证”。在这个过程中，“进步思想家不仅从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对道学展开历时持久的论辩和斗争，而且还直接采取了社会批判的形式，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往往同时又是著名的政治革新者”，“在唐代中叶，柳宗元、刘禹锡和北宋王安石的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清楚”。侯外庐的这种分析反映了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不同，是把握思想史特点的有力佐证。

  第二，重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2]

  关于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笔者另有专文探讨[3]。这里，主要从理论层面做一分析。用侯外庐的话说，他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为原本，探究中华文明之特色，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做出“理论延长”。

  从整体来看，侯外庐将社会史研究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前提，是思想史研究跨出纯思辨领域的关键。他的社会史研究以唯物史观为主导，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思路和实际的问题，丰富了思想史的内涵。侯外庐所提出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诸问题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氏族制的残存和家、室的意义，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古代“先王”问题，中国封建制的法典化与历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等等。多年来，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它们与思想史的关系密切，而且往往会触发更深刻的思辨命题。从理论角度着眼，它们都与探究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别于其他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的特有境界。因此，侯外庐涉足中国思想史研究时就敢断定，“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4]表现出难得的理论自信。在《中国思想通史》各卷和《中国思想史纲》中，都含有相当分量的社会史内容，呈现其鲜明的特点，读者也就可以充分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