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玉书、陈廷敬等学者奉康熙之命编纂一部汉字辞书，历时六年，一部收录近五万字的《康熙字典》终于问世，随后近三百年间再无与之匹敌者。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85年首次出版以上海同文书局影印本（1887年版）为底本的《康熙字典》，出版至今仍热度不减，近三年六次重印。这部常销40年的纸质工具书到底有何生命力，依然能够备受青睐？


《康熙字典》
清·张玉书等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众多学者评价《康熙字典》时认为它具有承前启后之作用，张玉书、陈廷敬等人在编撰时，以明代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为参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订正和扩展，成为我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康熙字典》共收录47035字，加上重复的古文1995字，全书一共49030个字。在体例结构上，《康熙字典》被分为42卷，又用子丑寅卯等分为12集，每集再分为上、中、下三卷，按照214个部首将所收录的字辑录在这12集之中。正文前有等韵、检字、辨似，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

  在收字方面，《康熙字典》广泛收录古体字，列在本字之下。重文、别体、俗写、讹体也均有收录，附在注后。没有考据的冷僻字被收入“备考”，按照音义可以增入正集却没有收入的则作为“补遗”。因此，《康熙字典》超过历史上任何一部字书，在问世之后的两百多年中都是我国收字最多的字典。一般字书无法查到的字都能够在《康熙字典》中找到解释，使之成为今天文字学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

  在释义方面，《康熙字典》的编撰者竭尽可能地做到完备。《康熙字典》中的释文主要参考《说文解字》，兼采其他的字书、韵书，引证最早的古书用例，且注重释出字的本义，是这部字典的一个重要特点。此外，字典中也列出每个字的别音、别义和古音，一一引证古书释例。如有考辨，用“按”字标明，附注于后。同时，《康熙字典》并不排斥外来的语言成分，广泛收录历史文献中存在的“非汉语”词汇，其中就包括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外语，比如匈奴语、吐蕃语等，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俗文学、敦煌学等领域的学者无法割舍《康熙字典》的原因。

  《康熙字典》对注音也力求全面。在这部字典中，每字先注音后释义，注音以《唐韵》《集韵》《韵会》《正韵》的反切为主，这些韵书未收的字，则采用其他韵书。除了反切外，还用同音汉字加注，如公，音“工”，即所谓的“直音法”。这样的体例安排能够帮助使用者考查各个时代语音的变迁和异同。《康熙字典》以收字多、释义广、注音全的特点被后来出版的《中华大字典》《汉语大字典》这两部近现代字书视为编撰蓝本。

  《康熙字典》的使用和传布并不只局限于中国，在这部字典问世后便陆续传入当时的朝鲜、越南和日本，朝鲜的《全韵玉篇》《字典释要》，越南的《国字新音》《华文字汇纂要习图》都是《康熙字典》谱系的辞书。在日本除了翻刻本的《康熙字典》外，还出现了诸如《增订康熙字典》《音训康熙字典》这类对《康熙字典》的订误、研究本。《康熙字典》对亚洲国家汉字辞书的编写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模本角色，这一段在亚洲的传布和衍生史使得它对于当前亚洲文化与语言史学科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帮助。

  《康熙字典》自出版以来也被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使用，伦敦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参考《康熙字典》编写出世界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对照字书——《华英字典》，成为外来传教士、汉学研究者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从事翻译工作的重要工具书，甚至对今天的国际中文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康熙字典》在编撰体例、结构、内容上兼收古俗，对于今天在古文化研究、俗文学、敦煌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者来说能够做到博览而不惑，同时这部字典自清代出版以来在汉字文化圈以及入华传教士、西方汉学研究者群体中广泛流传，衍生出这一谱系下丰富的辞书成果，成为当今跨文化交流史学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目。相比互联网字典鱼龙混杂的现状，纸质字典的权威性便在此凸显，这样一部被众多学科研究者奉为宝典，同时广传海外的字书自然能够做到出版40年依然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