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家风家训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浸润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深处，凝结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

  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悠远的人文历史不仅影响了江南人民的内在气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而且铸造了优秀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是世代江南人的灵魂和血脉，是江南地区生息和繁荣的基础，对长三角的发展和演进有着极大的影响，同时也渗透和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家风家训。江南地区的家训既具有普适层面上的“范世”意义，同时有着修身立人、崇文重教、务实致用等特色。

江南家族制度的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最早的家族组织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至少在公元前25世纪左右，早期亲属组织形式已经开始出现。

  至殷周时期，形成了所谓的世官世族宗族制，其特征是宗族制与贵族制及政治制度的合一。周代时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宗法制度，同时宗庙祭祀制度、官修谱牒制度、姓氏婚姻制度也随之健全。

  东汉末年，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控制地方政治的大族、著姓，并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趁机崛起。

  从西晋末至南朝后期，由于北方战乱，前后有百万人流亡至南方。在这大移民潮中，大批北方“侨姓”世家南迁江南，江南的土著世家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唐代安史之乱与宋代靖康之难，北方人口再次大规模南迁，宁、镇、常、苏、杭成为宋高宗等宗族及百姓逃亡的基本线路。借助这一波波移民浪潮，江南家族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明清两代是江南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江南移民迁徙的高峰期，根据目前对江南家谱的统计，大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族均在此时迁入。也在这一时期，江南家族出现了两个趋向，即随着商品经济和城镇经济而出现的城居化现象及由此导致的家族内部的分化与重构。

  中国传统社会中精英的城居化早在宋代已出现。一般认为，明代开始乡间地主的城居化倾向越来越普遍，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开始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

  以上海地区为例，大约在明代正德、嘉靖以前，地方上缙绅大族尚未热衷城居，嘉靖前上海的诸多名园，如陆深的后乐园、孙承恩的东庄、顾清的遗善堂也均在城外。但是到了嘉靖以后，一方面是由于倭寇频频搔扰，居于城外不如城内安全，一方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士绅的迁居，至此成为士人从乡居变成城居的转折点。如上海县城在筑城前，“编户六百余里，殷实之家率多在市”，而倭寇一起，“滨海大家久已搬入城中，凡居海上者皆其佃户家人。”上海地区到了崇祯间，已是“今缙绅必城居”的状况了。根据《云间据目抄》《云间第宅志》的记录，松江府内大概有200处左右士绅官员的宅弟，基本囊括了明代这一地区所有最重要的文化精英，叶梦珠在《阅世编》所记录的67个上海望族全部都定居于城中。

江南的家风家训及其特色
  家风家训，是指全体家族成员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在中国，随着家族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训，也延伸出了如家约、家训、家风、家规、家法、家范、家诫、家劝、族规、族谕、宗约、宗规、公约、祠约等名词。

  家风家训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家训，主要侧重于强调家庭或家族成员的伦理道德、人伦关系，通过规范家庭或家族成员的思想行为，使其符合社会要求与家族发展的需要。另一种是家规，是家训的具体化，是对家族成员言行举止的约束和规范，带有“法”的性质，甚至带有奖惩手段。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家规家训发展也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由族中尊长或有名望的人士，以“家训”、“家诫”、“家范”等形式对族人进行道德教化，在上海的家族中十分流行，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家训名作，其中既有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道理，也有家族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准则，但多以开导、劝诫的口吻述说，重在对族人品格情操的培养，希望通过唤醒和增强家族成员的道德自觉来维持家族组织的稳定，尽管其对族人行为的规范是软性的、间接的，效果也可能有限，但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仍不可忽视。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家训既具有普适层面上的“范世”意义，同时其地域特色也不容忽视。概括而言，江南地区的家风家训有着修身立人、崇文重教、务实致用等几个方面的特色。

  一是修身立人。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产生发展归根结底是重视子孙教育的结果，一篇篇或长或短的家规家训无不体现着对家族子孙后代的殷切期望、谆谆教诲，因为子孙的贤达与否直接关系到家族盛衰兴替。因此在传统社会的家风家训中，道德教化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家风家训最重要的特点。

  二是崇文重学。读书成为江南家族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崇文重教也成为江南家风家训的一个重要特色。家族教育并不只是作为官学教育的补充而存在，更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的望族对此也有清醒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