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写这本书，始终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因为我假定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是历史学家。我不能让历史学家说我史实有出入，说我用的史料不对。可能我最终没有百分百达到这个标准，但至少我不能放弃这个标准。文学操持者应该要经受住历史认知与真实性原则的考验，应该尊重已有确切结论和考古支持的历史真实。

  读书周刊：也就是说，您主动放弃了拿文学来做挡箭牌。作为一位知名文学批评家，您在文学批评界游刃有余，为什么要去“自找麻烦”？

  陈福民：我做了30多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当代虚构文学开始有一些疲倦感，我指的不仅仅是小说类。当下，每年生产的虚构文学的量实在太多了， 但要读到真正有营养的东西却比较难。一本书没有营养而被生产出来，是很对不起读者的。另一方面，一部分所谓的非虚构文学，又对历史进行任意裁剪，使历史真相被文学所覆盖。文学的天地极为广阔，与历史相关的只是一小部分。仅就这一小部分而言，我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历史学家看历史小说时能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这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 

  历史学专著一直摆在那里，但有能力触及的人终是少数，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位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有写通俗读本的愿望，都有能把通俗读本写得非常好看的能力。解铃还须系铃人，部分历史真相是被文学所覆盖的，那普及历史真相的工作就应该由文学来承担。 

  我希望自己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相互沟通的“研究性”写作，我希望能够让那些躺在典籍中的冷静沉稳的知识活跃起来。 

  这种写作，它有一种文学的品性，有一副知识的容貌；同时，它能自由出入两者之间，摇曳多姿。它不迎合，不讨巧，靠“硬知识”和“软写作”而迎风矗立。

  总之，我希望通过我的写作，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这个话有点大也有点“放肆”，但我真的希望文学写作在处理历史材料时能保持敬畏。

  读历史的态度

  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模式特别有害，它抹去了历史的复杂性，过滤掉决定历史动向的根本性因素，并且解构出了简单的忠奸模式。这些状况直到现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人看问题的方式。

  读书周刊：书中您对飞将军李广的评价是最具颠覆性的，这位被司马迁饱含深情地写入《史记· 李将军列传》的“子不遇时”的悲剧英雄，在您看来，武艺虽高，却缺乏管理才能和军事才能，政治意识也不够，甚至心胸狭隘、滥杀无辜。您在理解司马迁对李广的同情带有“深刻的自我遭遇投射感”的同时，也指出“太史公文学叙事的抒情性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客观”。您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陈福民：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言难尽。美国当代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就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仅仅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

  我个人是不赞成以过度的“抒情”去干扰历史的表达的。我认为，文学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不仅要遵循一般的生活真实，尤需遵循另一种真实——即已经有确切结论和考古支持的历史真实。构成这种历史真实的决定性元素，主要不是人性和道德，而是“知识”。 

  司马迁确实是特别同情李广的，在李广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情怀。但是，如果说司马迁犯了错误，他犯的也是代入感的错误，而不是史实的错误。我今天挑出来的李广的毛病，并不是从其他地方看来的，恰恰是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里明明白白写着的。这就是司马迁了不起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换个说法：因为我和司马迁价值观不同，所以，依据同样的史实，我对李广作出了不同的结论。

  读书周刊：既然您批评的不是司马迁，那您在批评的是什么？

  陈福民：我真正在追究的是我们读历史的态度。我希望我们能建立起与司马迁对话的能力，而不是对他顶礼膜拜。司马迁没有错，他可以对李广充满同情，说明他是人，不是机器，但他秉承史学家的良心，把事实都记录下来了。是我们后人缺乏独立的思考，全盘接受了他的立场。这是我在批评的东西。 

  中国的史学研究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通史很多，专门史很少。我们的史学专著，把帝王将相写得活灵活现，但很少细致记录当时的生产条件、武器装备是怎么样的，社会是怎么运行的，也很少细致记录当地的地貌、气候、风俗。比如我们前面说到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胡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引入胡服之前我们的汉服是什么样子的，是一模一样地引入还是有所改良地引入，这些都是模糊的。再比如，中原的马是什么品种，北方游牧民族的马是什么品种，有没有杂交品种，杂交品种是什么样的，这些也都鲜有记载。

  总的来说，我们更习惯关注历史人物，关注历史人物的道德状况，很少仔细察看经济运作、器物技艺、地理气候等影响历史的物质层面的因素。 

  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史观容易以人的道德水准为标准，而我们中国的传播历史知识的惯常途径，又加剧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