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读常新的“古田会议”
    问 读书周刊

    书中还提到，中共五大有一个鲜为人知却又意义非凡的“第一”，那就是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我们党一贯重视纪律监督，为何要到建党几年后才成立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

    答 李颖

    应该说，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党的纪律和党内监督机制建设。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大通过的《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明确了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的监督制度。在二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章、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还均设有“纪律”一章。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

    从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来看，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产生于五大，是党组织和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与必然产物。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从50多人到不足千人，一无政权，二无经费，连党的主要创始人都要靠教书、当编辑和写作维持生活，东奔西走筹集经费。同时，由于党组织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且机构精干，因此没有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而由党的各级委员会直接维护和执行党纪。陈公博、周佛海两人在建立党的早期组织过程中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一大，但不久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我们党毫不留情地将这样的人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深入以及大革命的到来，我们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革命军人加入党的组织。新党员的急剧增加、党员教育的相对滞后，加上少数投机分子的混入，使我们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面临考验。此外，大量共产党员开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军队和政府任职。他们时刻面临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灯红酒绿等各种诱惑，加上革命阵营内部分化日益严重，少数意志薄弱的党员出现了追求享受、贪污腐化、思想动摇甚至叛党变节的现象。尤其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新老军阀制造白色恐怖等危急情况下，出现了脱党和叛党投敌等现象。这一形势下，在党内设立专门的纪律检查监督机构，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问 读书周刊

    近年来，古田会议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一次红军的代表大会，却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永放光芒”的背后，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 李颖

    1929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核心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撰写《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的时候，重读古田会议决议，仍禁不住惊叹它的勇于创新、求真务实、充满人性，惊叹它对党和军队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惊叹它常读常新的生命力。

    比如，关于个人主义，决议提出了三条应对措施：一是“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二是“处置事件，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三是“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客观条件”。

    对于党员开会没有兴趣这样的具体问题，决议从大到小、事无巨细地提出了纠正方法，如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主席对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要去喝止他，而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家，成立新的议题。

    古田会议召开时，红军面临的外部环境极其艰苦恶劣，内部思想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内部争论，决议没有生硬地打击，而是坚持循循善诱，视角始终面向基层，官兵中重视兵的作用，阶层上强调青年和妇女，贯穿了一种温暖人心、贴近群众的人文关怀。

    同时，古田会议决议虽然是我们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但通篇都是易于理解的白话文，摒弃了以往正式文件中惯用的晦涩书面语言，收起了板着面孔训人的姿态；决议提出的纠正方法，不是强行灌输式的，而是灵活多样、新鲜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现在读起来，还是令人感到亲切和温暖。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延安
    问 读书周刊

    延安时期可以说是百年党史中的一个“高光”时刻。1938年，印度援华医疗队员看到崎岖山路上一队队奔向延安的人流时不禁赞叹：“这简直是奇迹！”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怎样的细节？

    答 李颖

    当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包括陕北、陇东和宁夏南部的近30个县。不过，当时的延安城里，找不到一栋好房子，日军的飞机时不时飞临上空。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到延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