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试图给外力影响下的汤乔加戏，平衡书稿前后情节的推进速度，以缓解这种压力和不安，但最后还是选择放弃。现代性强势介入传统、历史和文化后产生的社会碰撞，在汤乔的呈现原本就是这么剧烈、快速，让人目不暇接。我承认，这是一本看到中间才觉有味的书，看完才会感动的书，就像一场暴雨在某个特定的时点疯狂倾泻，悲剧发生了，也就结束了。

3
    究竟要书写怎样的桐城？过去的桐城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可书写遗产，比如一个文学流派的起源处，一个冠盖满京华的官僚产地，一个女侠及名媛辈出的地方，一批仁人诤士的故土。关于方以智、关于方维仪的历史长篇，据我所知，有的刚刚推出，有的正在写作当中。

    当下的桐城已经诞生了十几位两院院士，也有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我所了解的他们，除了发愤读书外，他们童年的生活多是贫困的，承受过压抑的，快乐也有，穿插忽倏其中。

    他们汲取的营养不只是桐城先贤励志的故事，也应该有渗透进底层凡夫俗子骨子里的乡风俗习、民间智慧、群际交往方式，这些组合成为人的灵性部分混合了桐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同样塑造了属于桐城的故事，成为桐城文化的一部分。游子可以因桐城派话题而彼此点头，也会因一句地道的桐城方言而热烈握手。

    往这个方向想，书写过程中的忐忑就慢慢平息了。

    我并不担心自己写汤乔之俗，我们无法回避真实的童年。若带着诚意去看本书，这种俗遮蔽不了人性的、集体主义的光辉。书中写到了重新分割田地的通融，丧葬仪式的无偿互助，对残疾人的同情，甚至用乡村陈规、道德教化去解决应该有现代司法介入的事件，书中汤乔的五十年大抵是和谐的。而贫穷与富有对情感的左右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

    不能不承认，汤乔贫穷的不是个体，而是一个时代的集体残缺，能够代表1980年之前的大多数桐城乡村，或者大多数中国乡村。贫穷生出人的自私、短视、狐疑和爱的扭曲。书中一段杀牛的事件是真实的。一头劳作了十五年的母牛将被屠宰时，有人当场流泪，有人却在憧憬晚上的牛肉火锅添加什么底料。而懵懂的孩子则快乐地巴望着看一场杀牛表演。接过刀子的老村长表面上是因此可以多分得一个牛头，是贪欲使然，但这其中依然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慷慨。

    桐城好，桐城有无数的内容可书写。书中的汤乔终究是区区不到十平方公里的桐城一隅。以汤乔为创作样本钩沉往事，体小锋尖，扎感很强，却少了情感腾挪的余地。我坚信汤乔往事中的很多细节、很多粗俗和卑微可以成为桐城人，甚至七八十年代乡土中国的群体记忆。

    桐城当然也是我的，关于桐城的议题是敞开的，不可以被霸占的。这也是对本书冠名“桐城往事”而不是“汤乔往事”的一个说明。

4
    所有的文学想象和虚构不能脱离大地，你生活的土地一定有专属于你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能够带来人类的共情。

    所谓的虚构，就是一朵云撞上另一朵云。我没有什么具体的写作动机，如果有，那就是抓住，记住。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体物理机能的退化留给重述乡土故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传统可追忆的乡村差不多湮没了。我记下这个桐城往事，就像拿陈寿的《三国志》类比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先保留文学生命的种子。

    很抱歉地，无动机写作中依旧有私货夹带：

    一是履行与女儿十年前的约定，我说你上了高中，我就开始写我的故事。如今女儿已经辗转早稻田大学、密歇根大学，行将从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我没有理由再拖拉。

    二是对父母亲的无限怀念，父母在书中的呈现极简而诚恳，他们是书中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和陈述者。

    三是给朋友先翻看我老家桐城汤乔三十年前的黑白底层，再抬头瞧瞧我酒后还有什么油水可榨。

    特别指出的是，我像尊重写作一样尊重身边每一个善良的人。书中他们的名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应假设性地与现实对号入座。

    1944—1945年，一位历史学家在桐城的舅舅家住过一年，他在那里接触到了最真实可感的中国传统社会。他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解构老师的作品：

    当时的桐城实际跟一二百年前的中国是一样的，这给先生带来了无形的益处，就是对中国真正的农村社会有一个比较真切的了解——各位知道，这种了解是书本上看不到的。

    亲历和途说成就了本书往事的主体。如郜元宝老师所言，我是用记忆进行“历史打捞”，相信书中展现的桐城乡土，同样可以属于“这种了解是过去书中不曾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