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重点讨论了《小说集》的三次选目。

    《小说集》的篇幅占《大系》全书篇幅近四分之一，是《大系》的核心部分，曾经展开过较长时间的争鸣。《小说集》最初由编委章培恒任主编，他在1988年5月辞去编务后，我们又邀请吴组缃、端木蕻良、时萌任主编。两任主编都曾公布了《编选设想》和《选目初稿》。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以后，继任的主编在1988年12月25日印发的简报第三十号上公布了《选目二稿》，同时发表了《诚恳的答复》，对各家热情关注并惠赐宝贵意见，表示感谢，除部分采纳外，对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各家对《小说集·选目二稿》，反映较好。季镇淮认为“许多短篇被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他特别赞赏端木蕻良的意见，即要求选目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脉络来”。他认为《小说集》的选目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各个专集在简报上展开的讨论是不平衡的。除了《小说集》外，《散文集》的讨论也比较激烈。有关小说和散文的争鸣，我们在1989年夏编了一本《中国近代文学争鸣》，在同年10月出版，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全文印发《总序》初稿，广泛征询各家意见。

    我们非常重视各集导言的写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数量(字数)和质量，确实具备各该专集文学品种从历史到现状以及欣赏选材本身的指导性阐述。最早出书的《翻译文学集》导言，就曾一再改写过。而写整部《大系》的“总序”，更必须是画龙点睛之作，因此我们邀请了明清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季镇淮，《中国近代文学史》作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则光合写一篇《总序》，由陈则光执笔。为了撰写《总序》，我曾与陈则光两次长谈，要求把《总序》写好，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渊源出发，梳理出近代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和回流，给人以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指南。此后，当两万字的《总序(初稿)》经吴、季两位教授审改同意后，我们立即在1989年6月5日印发了《信息》第三十八号的“号外”，广泛征询《大系》编委和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讨论，在同年10月11日《信息》第四十五号上，发表了三位教授合写的《关于〈总序〉初稿的几点说明》，表示将接受各家所提意见，尽可能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谈理论，但同时说明，有些如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尚无权威性的定论，分歧难以统一，《总序》所说，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04 揭开中国近代文学奥秘
    《大系》三十卷，从十二个方面，多角度地给中国近代文学理清了头绪，描绘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在我们组织近百位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学者整理编纂过程中，发现了中国近代文学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奥秘：

    一、“近代意识”的形成及其深远影响的发现。

    从十九世纪中叶龚自珍眼看世道陵夷，危机四伏，呼吁“大变”、“速变”，魏源献出“师夷制夷”的御侮救国方策，到甲午海战覆败，洋务运动破产，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全面变革文学，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曲界革命”的口号，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作家无不响应，他们面向世界和新潮的现实，面对社会和人生的转化，形成求新、求变、求用的“近代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激情，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这是近代各文学流派倾向进步的作家的共识。正是这种在忧患中形成的“近代意识”，从“五四运动”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它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事实上给鸳鸯蝴蝶派平了反。

    所谓鸳鸯蝴蝶派，是在批判时给《礼拜六》等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一批作家的总称。“鸳鸯蝴蝶”，顾名思义，是指他们的创作都是些花前月下、谈情说爱的无聊作品，带有贬义。其实这是片面的过甚其辞。他们的作品和影响，至少在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1）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一定时代的人民生活、思想、民俗风物、社会潮流，是时代的产物，拥有大量读者。（2）他们之中的不少作家作品，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如反对传统的封建制度对人性的祸害，揭露统治集团的专制独裁等，有进步倾向。（3）现代文学的不少著名作家，如陈独秀、叶圣陶、李劼人等，也曾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相互间并不排斥。（4）很多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是在鸳鸯蝴蝶派的摇篮里哺育成长的。比如张天翼、施蛰存和戴望舒，从小就曾受到鸳蝴派的影响。他们在中学时组织文学社团兰社，出版社刊《兰友》，就曾特邀鸳蝴派著名作家程小青、赵苕狂等写稿，并以他们为榜样，学习创作侦探小说。特别是张天翼，在写鬼侠奇案小说《头等车室》、长篇侦探小说《十八号》的同时，还写了揭示豪门丑态的小说《无光珠》、暴露社会黑暗的小说《博士》等，他那带有幽默和讽刺味的写作风格，当时已经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