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顺利推进该项目的开展，对取材也做出了一定的要求。首先，需对活在当下的市井百姓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报道。其次，对默默地生活在社会一隅，与身边的人也不多做交流的人们进行采访。

    第二点尤为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被当事人埋藏在心底的故事，才更能阐明事情的本质。作为记者而言，若采访的要求被拒绝就立刻放弃，那就永远寻觅不到真相。若希望自己所报道的故事能震撼更多人的心灵，即使前路再多困难险阻，也不会想着变换方向，而应当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那是3月末的一个午后。在位于大阪市北区梅田的《每日新闻》大阪总部大厦内，一楼的咖啡厅和往常一样，上班族络绎不绝，热闹非常。我有时会与人相约在此处见面，此时，我正坐在角落，点了一杯咖啡，向畑与我面对而坐。

    “现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看护杀人案件呢。能否以此为主题，像《悲欢记》那样对真实案件追踪采访，并对家庭看护问题进行探讨，你觉得这样的策划如何？”

    《悲欢记》所报道的案件中，看护问题所引发的悲剧在读者中引发了最强烈的反响，收到了最多的感想、意见等反馈。看护问题这一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是每个人都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读者对这一主题表示了空前的关注。

    日本的老龄化正在逐步深化，且越来越多的人提早过上了接受看护的生活，其中不乏相当年轻的人群。随着医学的发展，个体寿命得以延长，然而其需要家人看护的时间也随之增加。

    也许正是受当下这一时代特征影响，由疲于看护导致的故意杀人及共同自杀案件屡见不鲜。若再次回顾《悲欢记》中所报道的看护杀人案件，不难发现，与看护及福利相关的政策缺乏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之一。

    我对向畑的提案并无异议。但是我提出了一个条件：

    “对看护杀人案件的加害者进行采访吧。他们的内心独白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并且一定能对解决看护社会的难题有所帮助。”

    对一直以来不畏艰辛、无私照料着的家人痛下杀手的人们，他们究竟曾过着怎样的看护生活呢？我很想听他们敞开心扉地讲述与家人的过往故事，以及当下的所思所想。

    此前，很少有媒体报道加害者们的内心想法，也正因此，通过展现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许能成为人们重新正视家庭看护这一现实问题的契机。即使是目前与看护毫无干系的人们，或许也能借此机会思考一下将来的看护生活或相距甚远的家人吧。

    第二天，向畑完成了策划书，拟题《看护杀人的自白》。由此，我们将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家庭看护相关案件进行报道。

    然而，虽说想听一听看护杀人案件中加害者的想法，却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案件。想要与案件嫌疑人自由对话的话，此人若已完成各项司法手续且已回归社会，便是再理想不过的。像《悲欢记》中所报道的刚发生没多久的案件，并不适合作为本次采访的对象。

    看护杀人案件的嫌疑人被判处缓刑的情况并不少见。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处死刑，量刑为5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然而根据实际情况减轻量刑，判处2年6个月至4年的情况也时常可见。

    不同的案件情节严重程度不一，法庭也会将嫌疑人因看护而筋疲力尽、走投无路的过程、缘由、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酌情予以减轻量刑。并且，在此类案件中，被害者家属同时也是嫌疑人家属。对于嫌疑人处罚的诉求并不强烈，这也成为了影响量刑的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决定，在年代并不久远的案件中，筛选出一系列嫌疑人被判处缓刑或很有可能已出狱的案件。

    首先，我们把时间确定在2010年至2014年的5年间，以过去的新闻报道为线索，整理出了看上去与看护相关的案件。将大阪作为取材的根据地，首先选取当地发生的案件，同时也一并选取在近畿圈及首都圈内发生的案件。

    此外，还有一件注意事项。警方在案发当时怀疑是看护杀人事件，但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却推翻了判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些报道中，根据警方在案发后的初步判断，将案件描述为看护杀人，而实际情况是嫌疑人几乎没有看护过被害人，作案动机是金钱纠纷等。

    我们以收集所得的庭审记录、新闻资料，以及对办案警方的采访内容作为依据，将经确认是由看护疲劳导致的案件列为备选。

    然而即使如此也并不能确保采访工作会顺利展开。由于案发地点大多是自家住宅，因此加害者在案发后也许不会继续住在原处了，大多数人可能都搬家了。我认为他们也不太会告知邻居搬去何处，因此要找到加害者的下落成了一件难题。

    如何能听一听案件中的加害者讲述自己的罪行，成了采访过程中最棘手的一环。即使找到了加害者的下落，怎样才能让其倾诉自己的所思所想呢？至确认备选案件为止，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

    2015年4月下旬，在被暖暖的春日阳光笼罩的大阪街头，身穿崭新西服的新进社员们的身影尤为显眼。那时候的我们，也许正踏入与这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世界，那里迷雾笼罩、视野受限—我们开始了对《看护杀人的自白》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