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你认为，你的书获得成功是什么原因？

    A：我只能通过评论、信件以及与读者直接的交流来推测，我猜想读者是为了不同于我的意图的缘故去看那些书的。年轻的美国人似乎认为《被涂污的鸟》是有关他们自己生活的象征化小说：他们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也变成了不受欢迎的“被涂污的鸟”。而《暗室手册》这部书典型地展现了一个男人作为冷漠、原子化社会的产物所经历的行尸走肉状态，他在这个社会里不仅被人所操纵，也禁不住要操纵别人。他成了行走的信用卡，丧失了一切他本来应该有的生命力。

    Q：你如何看待书写者的未来？

    A：我认为它会一直幸存——在当代感受力的边缘。我认为这是比较恰当的位置。读小说的人一直是大众里面的少数。渐渐地，它会成为想要寻求非同寻常经验的人会去尝试的活动，比如恋物癖或者有反常想象力的人。

    Q：为什么读者会这么少？

    A：如今人们都去被更常见的媒介也就是视觉的媒介吸引了。看电视不需要多少教育水平，也没有年龄限制。到处都有电视。电视具有语言所没有的直接性。语言要求某种内在的触发机制；电视则不然。图像根本上是可被理解的，也就是说它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同时，我想，它从根本上是可怕的，因为它将观看者变为旁观者。当然，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渴望得到的位置……宗教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们从噩梦中解脱。实际上电视达到了这一点。它向我证明你永远能成为他人悲剧的旁观者。有一天你会在真人秀节目里死掉，这无关紧要——关于这一点你得到提醒的次数不会多过你得到真实的天气预报的次数。电视里没人让你打开窗户看看天气，它永远不会那么说。只是会说“今天的天气是……”诸如此类的。天气预报员永远不会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自己看看好了。”

    自古以来，我们作为担惊受怕的人类经历的主要进化就是学习如何面对我们存在中的不适，首先就是遭遇意外的可能，突然的死亡，丑陋，永久的分离。在这方面，电视的确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媒介：你永远是旁观者。不适的生活永远属于其他人，而即使这一点也会被抹除，因为一个节目会立即取代上一个节目。文学不具有这种抚慰的能力。你必须唤醒自己，而通过唤醒，你自己必须为内在的生命提供背景。当你读到一个男人死去，你的某一部分也随他一起死去，因为你必须在头脑中重现他死去的场景。

    Q：你说过，相比视觉媒介，文学要求受众更多地主动参与和努力。这是否就是为何你的《被涂污的鸟》和《暗室手册》在语言上都如此精省的缘故？

    A：我相信读者。我认为他完全能够填补那些我有意留出的空白。《暗室手册》不采用清晰、可辨别的情节，借此吸引读者投入其中。从开篇第一句，“我继续向南方腹地漫游”，读者在书页上开始了旅行，而我没有给他任何承诺，没有明显的情节线来诱惑他。他必须像我的主人公那样做出决定：他要继续吗？他对下一个要发生的事件会感兴趣吗？

    Q：你的意图是颠覆性的，你希望让读者通过想象力卷入你的作品，纠缠其中。

    A：我猜是的。当他受到牵连，他就成了同谋，他受到刺激，卷入事件，得到净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会给他提供道德上的准则。读者必须对自己问问题。是好奇心令他进入我的故事，还是因为认同，因为他与人物的共谋？对我来说这就是写作的终极目的。

    Q：你认为自己是生活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

    A：我认为自己肯定是参与者，因为我热爱生活，如果有一天它停止了，我会非常难过。生活是无可比拟的非凡礼物，每一个时刻都应该被崇拜。我写下的每一部小说都表现着这种原则：突发事件，小插曲，一个个小小的步伐，一次只迈出一步，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错过全部。我们只会在特定的瞬间认知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生活到来的方式。也就是说，我自己也不只是一个参与者；我把自己视为一个过于急切的参与者。我发现自己试图尽可能多地榨取生活，把它挤压进每一个时间单元里。

    Q：你是否希望人们记得你是……

    A：我不希望被记住。我们现在正处于人性解体的时代——我最好是被人遗忘。我并没有兴趣继续成为原子化时代的成员之一。

    Q：但你还是保存所有东西的复本，你对保存自己的作品总是非常小心。这些对于未来的准备……

    A：未来？我所有的计划，最终都是为了昨日而制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