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这个字把我们惊醒了。这个街区每一所房子里的男人们都响亮地喊出了“不！”不能这样。不。不能让他当美国总统。

    不一会儿，我哥哥和我就又和家里其他人一起听无线电广播，没有人想到要叫我们回床睡觉。天气很热，我端庄的母亲在她薄薄的睡衣外套了一件睡袍——她也已入睡，被喧闹声所吵醒——她坐在沙发上我父亲旁边，她用手指捂住嘴，仿佛在努力让自己不要犯恶心。我的表兄阿尔文此时再也坐不住，开始在这间十八英尺长、十二英尺宽的房间里，以与一个复仇者相符合的速度和力度踱步，这名复仇者正要出门搜查那城市，去把他的劲敌干掉。

    那夜的愤怒真的是个吼叫的锻铁炉，是拿住你并把你像钢铁一样扭曲的熔炉。当林德伯格在费城讲坛上默默站着、听着自己又一次像国家的救星一样被欢呼喝彩时，这愤怒没有平息下来；当他发表接受其政党提名、同时受权要使美国不卷入欧战的演说时，这愤怒也没有平息下来。我们都诚惶诚恐地等着听他向代表大会重复他对犹太人的恶毒诋毁，尽管他没有这样做，但对人们的情绪来说没有什么两样，清晨近五点钟，愤怒把我们街区的所有家庭都引向了街头。我认识的所有家庭以前全都只穿白天的服装，可在这个黎明时分，大家都穿着睡衣睡裤，外面套着浴袍，脚穿拖鞋来回打转，好像是一场地震把他们轰出了家。而最使一个小孩儿感到震惊的是那种愤怒，是那些我所认识的人们的愤怒。他们有的是无忧无虑的爱说笑者，有的是养家糊口的人，他们不大讲话，尽自己的本分，整天在疏通排水管，或维修炉子，或零售苹果，到晚上就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在起居室的椅子上入睡。他们是一些平凡的人，碰巧成了犹太人，此刻正对着大街愤怒吼叫，不顾得体与否地谩骂诅咒，猛然间又冲回那悲惨的斗争，由于前一代人得到天佑而迁徙，他们以为他们的家庭已经摆脱了这种斗争。

    我会想象林德伯格在接受提名演说中没有提到犹太人是一个有希望的好兆头，说明致使其放弃军衔的抗议使他有所收敛，或是他在得梅因演说后改变了主意，或是他已经把我们忘记了，或是他内心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被不可变更地托付给了美国——他知道爱尔兰对爱尔兰人仍然很重要，波兰对波兰人仍然很重要，意大利对意大利人仍然很重要，但我们对那些从不欢迎我们进入或我们从不打算回去的旧大陆国家，不论在感情上或其他方面，我们仍都没有效忠感。如果我能用这么多话来思忖这一时刻的含义，这就可能是我所思忖的内容。但走上街头的那些人想得不一样。林德伯格没有提到犹太人，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花招，一场旨在既让我们闭嘴又使我们丧失警惕的欺骗运动的开端。“希特勒在美国！”街坊邻里们叫喊着，“法西斯在美国！纳粹冲锋队员在美国！”在他们通宵未睡之后，在他们开始零零落落地回家之前（所有的收音机都还在喧响），我们的这些困惑不知所措的长者没有什么不可想的，在我们的听觉范围内，没有什么不可大声说出来的，回家后，男人们刮胡子，穿衣裳，抓上一杯咖啡，然后去上班；女人们给孩子穿衣服、喂饭，准备好干一天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