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对杭州的艺术家朋友也很有感情。每次赴杭，他都制订好行程，和艺术家朋友们朝夕相处；每逢过年前，他都要专门备宴，招待前来拜年的杭州友人。那年３卷本《清园文存》即将问世，先生就选用了舒传曦的巨幅松树画作——《生命之树》作为封面图案；后来先生的书法集《清园书屋笔札》，也是专门请舒传曦题签。每当先生有新书出版，他会立即嘱我们送去杭州，并在新书的扉页上，一一写下这群艺术家朋友的姓名。

    先生曾到中国美院主讲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讲座，为美院教师和研究生讲过《文赋》；先生在“柳浪闻莺”旁边的大华宾馆，为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作序；先生最爱在汪庄和刘庄小住，约见挚友林毓生夫妇，他们谈史华慈、谈千禧年主义、谈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殷忧；先生还在灵隐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写下了海内外学界为之瞩目的《与友人谈社约论书》。记得那是1998年5月18日，我把先生送到了杭州。先生告诉我，他已经思考了很久，现在要去杭州专心致志地写一篇重要文章。他一人在灵隐山下的茶园，和古樟树为伴，完成了这篇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