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出笼风波及其以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书摘

    田中义一乃昭和大陆政策的始作俑者。田中出生在长州藩一个藩士家庭。189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任师团司令部参谋。战争结束后进入陆军参谋本部,积极策划军备扩张及对华侵略战争。1906年田中在《随感随录》的军事意见书中提出,日俄战争后,日本必须实行“攻势化”的国防方针,“以攻势作战作为国防的基础方针”。“诸如在对中国使用兵力时,应首先攻取中国南部,然后以北京为目标,在直隶加以策应;在与俄法同盟作战时应攻取法属安南,在对美作战时应攻取菲律宾”。以上意见深受陆军元老山县有朋等人的赞赏,成为上奏天皇的《帝国国防方针案》的基础。1911年,田中出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成为“军部”的得力干将、山县有朋的心腹以及向中国进行军事扩张的急先锋。

    与“东方会议”有关的重大历史公案是所谓“田中奏折”问题。东方会议有一个由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奏的机密文件,在会后立即引起中国和世界有关国家的高度关注。1929年12月,南京《时事月报》公布了《田中义一上日皇奏章》(即7月25日田中上呈天皇《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秘密文件中译本,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在“奏折”中强调中国,特别是“满蒙”,对日本的特殊意义,提出了“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他认为“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亦非中国特殊区域”;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采取“铁血主义”的武力征服的政策。日本占领了“满蒙”,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征服全中国,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及欧洲。在国际关系上,田中突出说明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对日本在“满蒙”和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造成了很大的压制,主张日本实行积极的政策与美国及其他列强对抗,并提出了霸占“满蒙”、侵略中国的具体计划。

    《田中奏折》公布后不仅令中国各界极为震惊,也使国际舆论大为哗然,引起美英苏等国家的高度关注。日本为平息舆论,避免国际纠纷,立即出面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有关当事人出面说明了如何将机密文件《田中奏折》公之于世的传奇经过。在东京的爱国商人蔡智堪与日本政要多有往来,又是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的好友。受王家桢所托,蔡智堪利用日本政派之间矛盾,化装为工友,潜入日本皇室书库,秘密抄录了《田中奏折》原文,交王家桢转送张学良。此文当即被译成中文,送国民党南京政府,并在东北军要员中传阅。1929年北京大学爱国学生纪清漪得到这个稿子后,集资印刷5000册,发往各地,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12月《时事月报》发表了《田中奏折》全文,将这个充满侵略野心的丑恶文件推到光天化日之下。

    由于至今流传于世的《田中奏折》仍是当年发表的中文译本,未能发现“奏折”之原本,所以,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就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日方坚决否认,当事人、见证人言之凿凿。但是,考之于史实,东方会议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之所作所为,皆与《田中奏折》的内容相契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是不能否认的。至于说其原本问题,只能给后世留下种种推测:或至今仍被日方藏之于密室,或已经毁于战火,或被人为销毁,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历史已走过的行程。

    摘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作者: 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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