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组织出版了一套抗日战争史丛书。时任学会会长的刘大年先生主编了作为“带头书”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对抗日战争做了经典式的历史定位。我有幸参加了该书的具体纂修，得益匪浅。此后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位问题也成为自己研究的重要课题。２００５年我的这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出版，这也是当时重要的修订内容之一。以下是我在２０１０年由张宪文先生主持召开的南京大学第六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要点），也算是我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个学术小结。

    探讨这个问题的前提之一，是对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社会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在当时学术界已经有了基本共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半近代社会。这两种观点说法虽然不同，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即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包括国家工业化和社会民主化。这是我们判断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关系客观前提。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空前的破坏，打断了正在缓慢启动着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近代工业发展的进程。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力、财力及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自中国近代以来空前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员伤亡和上千亿美元的社会财产损失，使中国社会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历史大劫难。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全面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更生和发展进步，成为中国复兴的枢纽，并成为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因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更深远，更根本。其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源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进步性、革命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以“时代的不同”为主题，反复论证了中国抗战进步性、革命性。“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消除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一、抗日民主运动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极度缺少民主的社会，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基本诉求，也是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应当肯定，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和全国民众都表现了比较高的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的热情。１９３８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虽然还不具备近代议会民主的功能，但也体现了全国各党派力量团结抗战和国民党开放民主的初步意愿。１９３９年９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及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多项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保证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改革政治，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等，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身份指定参政员１９人组成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１９３９年１０ 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１００多人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应邀参加，并成为发起人之一。宪政问题进一步引起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成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在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各民主党派提出的保证实行民主、改革政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要求，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近代民主运动的先声。宪政问题进一步受到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成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和民主运动的旗帜下进一步形成新的联合和争取实行民主制度的政治同盟。国民党企图将宪政限制在自己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构成当时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在如何实行宪政的政治争论。当然，国民参政会在各个时期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应该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平台，国民参政会在发扬民意、培育民主意识、传播民主思想、动员和聚集民主力量等方面的作用，大大超出参政会自身。 

    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观察，抗日战争是一次深刻的群众发动和社会动员，它对封闭落后、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是巨大的冲击。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几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都直接面临存亡绝续的问题。奋起反抗，投身于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是中国国民无需选择的抉择。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动员了民力，鼓舞了民气，凝聚了民心，激扬了民志，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得到以一次革故鼎新的革命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