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需要说真话

　　近年来小说出版渐次回暖，由此带来炒作之风，给读者以误导，真正的好作品反而遇冷。

　　《繁花》就不评价了，只能赞叹方言写作对通俗文学的巨大包装作用，至于《庆祝无意义》，米兰·昆德拉确实带有他写作所有的优点与缺点，所以找不出亮点，由此带来的热潮只是文青的一次集体狂欢，展览一下他们有多独特、多任性而已。

　　有几本好书不能错过，耶茨的《革命之路》、安·比蒂的《纽约客故事集》、契斯的《栗树街的回忆》《死亡百科全书》《达维多维奇之墓》、贡布罗维奇的《宇宙》、帕拉尼克的《地狱派对》《窒息》、米尔豪瑟《危险的大笑》等。

　　在小说艺术上，我们还需要阅读更多的外国优秀作品，从中获得启迪。毕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刚刚开始，“我”的个性尚不鲜明，今天中国读者对生命的无序、荒谬有了更多体会，当年读加缪、萨特、米兰·昆德拉时，相信多少人曾一头雾水，随着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人们才突然发现，原来人家笔下早已写出，那么，城市化后又会如何?我们的认识与情感又会产生哪些改变?这恐怕只能从国外小说中获得认识。

　　中国小说家处境艰难，坚持下来确实不易，但以自夸来宽慰落后，以炒作来提升自信，甚至拿出义和团情结来，则愚昧可笑。小说需要说真话，而当下小说出版中假话太多。

　　经济图书重归热闹

　　今年经济类图书中最热的，莫过于《21世纪资本论》，很怀疑有多少人能将它读完，毕竟它太专业也太广博了。

　　经济学图书这些年热度下降，因为很难遇到皮凯蒂这样的作者，他既有专业功底，又持左派立场，还知道如何讨好读者。经济学是一套理性分析模式，俨然是现实的照妖镜，以它的视角，生活中种种悖论都被展示无遗，而这种批评式的立场并非人人欢迎。

　　但，世界并非只是一个市场，它有更多、更丰富的侧面。经济学容易给人以理性幻觉，根据几条基本原理，便可以纵论一切，这很可能步入理性迷狂中。这些年来产生的经济学明星，大多是秀立场不秀成果，从经济学研究意外地成为公共良知的代言人，未始不是一个巨大错位。近代以来，公众沉迷于简单理论的批判，以此发泄挫折感，伪逻辑与伪崇高互相激荡，所以我们会一次次沉入乌托邦的幻想中。

　　真正的理性应该是随风潜入夜的，至少不应太功利，这才能培育出平稳、中立、审慎、深刻、善于思考的国民性，也许，陈志武、张维迎、任志强等的热并非好事，而皮凯蒂的热亦属同类。相比之下，倒是《盲点》《洞察力的秘密》《理性动物》这类相对浅俗的书更有味道。

　　翻译之痛谁来解

　　出版业整体欠景气，出版人才流失，也带来严肃出版不严肃的问题，如《中国的内战》，错别字过多，令人咋舌，再比如《零边际成本社会》，竟然译成《零成本社会》，这个玩笑实在过大。 

　　翻译错误多，因收益太低，或业余担纲，或在校研究生执笔，后者接触社会不充分，见识有局限，前者精力不够，难有背景阅读。孙仲旭的死，道尽了翻译界的哀伤，这是一条看不到希望的路，除了热爱，没有什么能鼓励你坚持下去。

　　近代以来，翻译对民族进步的作用不可替代，可奇怪的是，我们却总忽视翻译的价值，其实，拿来是提升自我的最佳之路，与其沉浸在别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讨论过的话题里绕圈子，为什么不直接切入现实呢?这不仅有利于学术进步，更利于社会进步。

　　我们修了很多水泥工程，而许多知识工程仍嗷嗷待哺，对翻译支持力度偏小，显然缺乏远见，像“短经典”“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这样的精品，政府理应有所投入。

　　翻译跟上，会减少我们与世界的隔膜，中国终将走向世界，而现在就应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