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论述了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建设超越了西方。作者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书中展开了中美两国三种力量关系的比较分析。美国模式中，目前这三种力量之间严重失衡，资本力量独大，美国标榜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已被资本力量所驾驭，“钱主”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民主”。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表决，公司和团体支持竞选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又裁决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如此美国这三种力量结构性失衡的情况还会加剧，面临的问题将更加严重。而在中国，这三种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政治力量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资本力量总体上是受制于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因此，中国模式尽管还在完善之中，但确实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实现，中国梦的前景比美国梦更光明。不仅如此，作者还从理论上将中国的制度安排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西方文化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形成的新制度推动了中国的崛起。书中还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如果加上作者在《中国震撼》中关于中国模式“四超四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八大理念”（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模式及制度的研究已自成体系，形成一家之说。当然，本书所说的制度超越是就三种力量关系的比较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一些制度安排，如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城市管理制度等等；也不意味着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国家，事实上在价值观形成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方面，我们是任重而道远。

    三是着手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作为一个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后起国家，我们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恐怕是缺乏话语权的问题了。没有话语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为此，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从四个方面在质疑西方话语的同时论述了中国话语超越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具体的政治话语观点和概念，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治国要把“民心”和“民意”结合起来，并确保“民心”治国的主导地位；“选蔽+（某种形式的）选举”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等等。作者在建构中国话语时是花了大功夫的，不少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论辩性，也很有说服力。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早已超出了西方话语的诠释能力，我们切不可被西方话语所忽悠，所左右。对此，书中提醒到：“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中国的话语必须建立在自己的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实践中，本书关于中国话语的构建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解决各种问题的实践展开的，这是正确的方法。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全盘否定西方话语，而是试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一套可以与西方世界沟通的中国标准的话语体系，它不仅用来说明中国模式，也可以用来质疑西方模式和讨论世界问题。我很高兴地看到，西方有的媒体和学者不时引用作者的一套话语来分析中国和西方的各种问题，作者也在与西方学者的切磋和论辩中不断完善他关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当然，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政治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建立一套本土的、学术的、国际化的政治话语叙述，并以中国人的眼光，用中国人的话语对西方和世界事务进行剖析和评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本书的研究开了好头。

    《中国超越》告诉我们，“中国模式”客观存在，有自己的逻辑，有重要的意义，理直气壮地研究中国模式有助于我们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