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思想解放，文学也正处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阶段。”景凯旋回忆，“包括萨特和加缪在内，大量西方现代派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拷问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存价值。和索尔仁尼琴不同，昆德拉并不正面地描写尖锐的现实，而是以反讽的、戏谑的方式，去逃避传统和崇高——“而昆德拉的思想，也恰好契合了当时国内的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昆德拉受到了国内读者的狂热追捧。

　　对意义的怀疑和价值的追问，也贯穿了昆德拉的生活。“捷克作家克里玛在《我快乐的早晨》里说，这世界上有两种糟糕的选择，第一种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失去母语，另一种是留在这里，而不能发表任何的作品，发出自己的声音。”景凯旋说道，“克里玛选择了后者，而昆德拉选择了前者。”

　　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这样一个细节泄露了昆德拉的心境：主人公托马斯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当一份抗议政府虐待政治犯的声明摆在他面前，他却拒绝在上面签字。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被并称为捷克文学的三架马车。和坚守故土的哈维尔、克里玛不同，在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的动荡剧变之后，昆德拉在1975年离开捷克，远走法国，开始了“流亡”生涯。

　　“和哈维尔不同，昆德拉怀疑反抗的价值。他把这种反抗，这种对绝对意义的追求，也看做和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构的东西。”景凯旋解释。“哈维尔有一种宗教感”，他坚信有一种高于人的存在的理念，而知识分子正应该怀揣着这种勇气，去反抗社会的不合理与不正义。而正像《庆祝无意义》的书名所透露的，“昆德拉解构意义”，怀疑行动的反抗。

　　无论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生活在别处》，抑或《笑忘录》、《好笑的爱》， “在东欧的语境下，昆德拉描写了制度之下人的生存的异化。”他惯常描写的政治事件和两性关系，其实只是解构了宏大叙事之后剩下的稻草，给主人公证明自我存在的机会。而希望之后的虚妄，“往往变成了一个玩笑”。

　　却也正是这样的无意义，“将阅读昆德拉的我们引向生命和生活的世界”，当所有的理念被解构，所有的价值被推翻，所有的庆祝都变得虚妄——一切退回到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之前，这时候生活的本质才得以显现。“不要被观念所诱惑，而去过一种经验式的生活。”景凯旋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