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由心生”的渊源扎根于现实，《总统先生》中，这样的现实就表现为一个长期受到监控的压抑社会。“总统先生”仿佛《1984》中的“老大哥”，面目含糊，无名无姓，又无所不在，其耳目遍布天下，不止在政敌家安插卧底，连心腹都不放过，甚至对卧底设置反卧底，处处都有“负责监视主人和贴身女仆的厨娘，和负责监视主人和厨娘的贴身女仆”。教堂里听忏悔的神父、床垫商店的老板娘、隔壁的邻居、朋友的老婆、茶馆的侍者、妓院的老鸨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打酱油角色，在叙述进程中时不时地发酵，作者嵌入的某些不相关的楔子，也在不知不觉中起着关键作用，故事的玄机浓得简直化不开。因而，读者常常像书中人一样，陷入一种既混乱又抓狂的心理状态，想要读出（听出、嗅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感官由此生生被放大了若干倍。而伴随着朝不保夕的人身和伦理危机，对安全的渴求使人信仰各种谣言、迷信和匿名信。读者自可领会，“魔幻”并非凌空蹈虚，而是有其成长的土壤存焉。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表现政治恐怖的悲剧小说完全是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可以借用小说中的一个木偶戏班子来说明这种奇特的写法。这个木偶戏班主，为了让木偶们在表演悲剧时逼真一点，就在木偶身上安装灌肠器，孰料一脸滑稽的木偶泪如雨下显得更滑稽了。悲剧变喜剧，关键点在于如英国女作家安吉拉·卡特所说的“喜剧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的那种换位性。《总统先生》中充当“灌肠器”这种换位性的情节，可谓比比皆是：监狱将女囚卖给妓院是为了搞创收；最高法院院长鼓吹公款消费“有助于刺激国家经济”；总统亲信道破当政者为何喜欢公民犯罪：“犯过罪的人最能俯首帖耳地效忠政府”；军法官推销自身存在的必然性：“为了告诉像你这样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被捕的人想要知道的事情”这种荒诞性，把政治和司法腐败揭示得淋漓尽致，让人绝望得委实倒吸一口冷气；但同时，也十足撩拨起人们的谐谑神经—只要尚存一丝嘲笑，就说明人们没有被绝望击败，没有心如死灰或者安之若素到麻木不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存身的社会，毕竟还有救。

    这本小说的人物描写大多是漫画式的，初读可能会觉得脸谱化，似乎除了良心觉醒的安赫尔，其他人都是一根筋似的非善即恶，但深入阅读下去则未必如此。卡米拉敲遍亲戚家的大门而无人应声，固然出自后者的卑鄙势利，也有其顾念一身一家的忧虑；罗达斯和法尔范出卖了曾保护他们的安赫尔，他们实在是有把柄落在“总统先生”手中；即使“总统先生”这个非人格的存在，也是从穷苦人家一路打拼过来，发誓推翻压迫阶级结果却成了这个阶级最忠实的捍卫者，其历程也有许多难为人言的隐衷人性与专制的博弈贯穿整本小说始终，其不彰乃至落败，似可从“总统先生”的蜕变上找到答案。一言以蔽之，“总统先生”只是身不由己的一枚棋子，然而作者谴责中所隐含的同情，使本书别具一种宏阔的深度，不由得让我们把目光从“总统先生”身上引开，看到其背后更为复杂幽邃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