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判断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蕴。“对人类行为的道德关切的核心是自我；而政治关切的核心是世界。”能把这两种关切统一起来的，就是判断本身。这种判断不仅是评价别人和世界，而且还必须指向自我。阿伦特在回应批判时表达了如下意思：我们有权利、资格、能力和责任对艾希曼做出判断，是因为我们要从他身上看到我们身上同样存在的平庸之恶的阴影。审判是一场表演和展示，是公共的和政治性的行动，同时也应该是法律的和道德的行动。当人们在审判艾希曼这样的罪魁时，我们自身同样也要经受审判和拷问。这里的要求不再是基督教的“不要论断人”，而是把判断作为提升人性和改善世界的最重要的武器。

    恶是复杂的，有本质的恶，也有大量存在的平庸的恶。恶的平庸还意味着，那些平凡的好人也会犯下严重的恶行。意识到这一点，始终是阿伦特在判断问题上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基于这一前提，阿伦特对判断的分析才有了重要的制度性眼光。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她对小石城事件的反思。反对种族歧视的初衷当然是善好的，但由于在实施中忽视了政治平等与社会歧视之间的张力，而试图以强制的种族混合来实现所谓的平等，其效果反而与强制的种族隔离一样糟糕，“并非种族隔离的社会风俗是违宪的，而是其合法实施是违宪的。”在制定实施公共政策时，不能忽视这中间的分界。阿伦特指出，只有在政治领域，我们才要努力诉求平等，但政治必须为社会的自由联合留下足够的空间，承认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人的独特性，消灭了差异和自主选择的平等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平等。

    读完全书，我的感觉是阿伦特在判断问题上从不敢掉以轻心。判断是艰难的，恶无处不在。即便我们做了充足的思考和准备，我们也绝不能保证做出的判断不会出错。阿伦特提到了莎士比亚、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他们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恶的本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尽管他们“可能也无法告诉我们什么特别的东西，但至少他们不回避它。”善恶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是人的伦理悲剧的必然，但也是人类创造壮丽事业的必然。幸福和自由，就植根于这种在世的复杂性当中。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简要重述阿伦特书中所举的一个例子，作为这个读后感的结尾，推荐给大家。我相信这个故事能让我们掩卷长思，从而在自身的处境中更好地发挥属于每个人的责任与判断：

    受审的纳粹战犯基本都是艾希曼这样的平庸恶人，但在一次审判中，被告席上却出现了一位名叫卢卡斯的医生。他可以说是唯一的具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的被告。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充满善心，极力帮助别人，设法挽救犹太人的生命。他曾从党卫军的药房为囚犯偷药品，用自己的钱为他们买食物。他给犯人中的医生建议如何从毒气室挽救一些囚犯。用一位证人的话说，他“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一伙，他太善良了。”卢卡斯医生做这些事，是基于自己本能的良知与爱心，他从来没有试图装成一个救世主（很多被告则以此来推脱责任），换言之，他为这种罪恶而心情沉痛，审判时他还在说自己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在那种处境下，选择如此煎熬，神父为此劝慰他：“必须拒绝服从不道德的命令，但那不意味着一个人要冒失去自己生命的危险”。

    在审判中，一个女证人对卢卡斯医生进行指控。1944年，她和家人被送到奥斯维辛，由于听说做母亲的可以和孩子留下来幸免于难，因此母亲让年轻的她扮成妈妈，抱着家中最小的婴儿。负责挑选职责的卢卡斯发现这婴儿不像这位女证人的，于是把孩子从她那里夺走，推给了一旁的母亲。结局可以预料，她的母亲和那婴儿都被毒气毒死了。卢卡斯有罪吗？面对证人控诉，法庭上的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诚实地否认了这一切。但他没有说出缘由。证人被带走了。她显然不知道当时奥斯维辛的操作法则。实际情况是：在那里，所有带孩子的母亲一到达就得被毒气处死……这位妇女在寻找杀害全家的凶手，却不知道面前这个人正是自己生命的拯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