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官场，烟雾和癌症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是视情况而定的，可操作性很强。艾森豪威尔的卫生部长不经过三重确认一般不敢给政府出具官方意见。这种充满斗争的环境造就了以下局面：官员们处于哈姆雷特式的困境——是先发制人还是冷静地逐步改变。虽然并非有意为之，但是格里斯沃尔德确实处理得干脆利落，例如在公众健康面前政府毫无胜算的局面。这位洛杉矶烟雾治理者不能摆脱他吸入的东西，就像几十万烟雾区市民无法摆脱他们的痛苦一样。如果说空气污染只能造成暂时的刺激和视觉干扰，那为什么还要轻率地冒险放弃那些拥有数百万雇员的企业呢？另外，如果污染会慢慢扼杀整个城市，甚至有令其毁灭的危险，那不应该马上开始处理吗？由于数据处理和分析刚刚开始，科学界和医学界还没有绝对肯定的答案。被这种局面困扰的权威部门通常只能对人们报以同情。一份空气污染控制局（APCD）的早期报告指出，人们忧心似焚是可以理解的。它还建议通过医学研究来处理未来地方官员因为不擅长而加以回避的问题（可能的话鼓励诉讼）。报告说：“他们恳求帮助，这不能掉以轻心。”随后一份可能发表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后续研究手稿也透露出一种紧张的气氛。报告中提到，县医学协会于1956年开展的调查结果显示，95%的受访医师提到了“烟雾综合征”，其中包括常见的呼吸神经系统症状。研究人员已经知道，空气污染物可以在人们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对他们的肺造成损伤。对于居住在高速公路和发电厂附近的居民来说，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会给他们带来类似的风险。尽管如此，仍然没有权威的证据证明死亡和吸入烟雾之间存在联系。对地方研究主管莱斯利·钱伯博士来说，缩小观察到的资料与科学验证之间鸿沟的要求十分迫切。或者，如他以斯波克（美国电视剧《星际迷航》角色，以理性、逻辑和无感情的说法方式著称——译者注）式的口吻所说的：“从空气污染控制机构的角度来看，弄清不同成分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与其致病、致死能力之间的关系，有着长期而切实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