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对荷马作品的分拆游戏络绎不绝，并由此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研究荷马的学者，在《荷马与学者们》一文中，斯坦纳评述了这种“分拆”风潮。诚然，苍蝇不盯无缝的蛋，荷马作品自身携带的神话般的伤痕，后来被一些编辑家辩解为“文字脱漏或者穿插的地方，往往是诗性想像的迂回或特殊逻辑”。惠特曼教授化百川为一，认定荷马作品并非出自拙劣的团队枪手，也非出自印刷巨匠或者家庭巧妇，其“统一性无法抹杀”。在种种分拆和臆测的基础上，斯坦纳冷静地分析道：“荷马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手稿很可能由一个游呤诗人组成的团体保存，并伺机在某个希腊节庆上造就了听众。斯坦纳并没有交待听众是如何造就的，我想肯定是通过某种集体呤诵的方式。对于一些人质疑荷马本人是否有读写能力，斯坦纳认为这没什么，倘若他真是盲人的话，完全“可以口述，而让一位经师代笔”。

    对于莎士比亚的分析，斯坦纳显得更加精准、到位。莎翁与其伟大作品自诞生以来，伴随着的莎评不断，打倒莎翁霸主地位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是数百年来，仍然不断有人向莎翁致敬。而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能说清莎士比亚为什么伟大，斯坦纳却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莎翁的幸运就在于，奇迹般地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这是一个根植于“大众价值观”存续的时代，莎翁可以自由吸取古老与现代养分，并以此为推动力，展示多种语言手法。另外，莎翁的幸运，是因为他拥有大量高水准的剧院和观众。在他的那个时代，戏剧是一种很日常的消费，除了极度贫困的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花一个便士进环球剧院看戏”。

    在对几位小说家的评述中，作家梅里美始终站在一定距离之外，斯坦纳说，他把“狂野、秘密的精神”贴在历史的门楣之后，像一个不断开启想像的主人或仆人；斯坦纳认为托马斯·曼由于其作为艺术家、浪漫者、歌德的继承人而显得“形而上”；斯坦纳将卡夫卡之后的批评产业，归结于卡夫卡式的迷宫：孤独、个人性的虚弱、忧郁、法律训练、超现实、预言性、梦魇幻象、非人道的暗示、真正的黑暗的语言构成了迷宫的全部；斯坦纳认为达雷尔是一流的天才，是拼贴语言的马赛克高手，认为美国青年阅读新偶像戈尔丁，与托马斯·曼相比，他的视野更加“幻想、孤独和暴力”，有点接近于梅里美，但又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