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论述止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最后一件被讨论的作品是方力钧 1992年所作的讽刺意味的绘画。苏立文遗憾地指出，由于一些困难，他并没有在书中提及此后装置艺术、概念艺术和人体艺术的大发展，没有关注包括北京798和其他地方涌现出的艺术区和艺术家聚落，也没有讨论从80年代到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艺术气候的深刻变化。联想到上面那段话，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最新的中国艺术本身也并未激起他强烈的阐释欲望。然而近十几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却是他在中国被问及最多的问题。

    苏立文一点也不掩饰对当下艺术市场的反感，尽管他这么多年来积累的收藏(大部分是艺术家本人的赠与)，在市场上绝对可以卖出天价。不过他已早早立下遗嘱，将毕生所藏捐赠给牛津大学博物馆。他在采访中有些绝对地指出，“我认为艺术价值和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完全没有关系，当代艺术被市场毁了”，并且指名道姓地说，达明·赫斯特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令他十分不解。有人提到岳敏君时，他也直言不讳：“80年代岳敏君崭露头角的时候，是很棒的，在画里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问题，但他现在只是复制而已，赚了很多钱。当然也有一些艺术家完全不在乎钱，却有很多钱。”他说：“我很老了，不怕公开说出我对艺术的看法。”然而在书里，苏立文的表述要相对婉转一些，首先承认“如我一样高龄的人……无力或不情愿对某些事情让步”，接着说：“而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却可以毫无困难地接受，诸如前卫艺术中那些更加极端的表现方式。我们都知道‘新’的震撼力，但它自身中可能并无新意可言。”

    相比之下，苏立文显然更怀念充满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的80年代，他仍记得当时在北京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庞熏，对方说的一句话令他印象深刻：“不要用我们现在所做的来评判我们，我们做的一切都刚刚开始。”他果然在之后看到了大量“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作品。

    由于同为加拿大人，又同样热爱中国，有时候人们会说苏立文是“艺术界的白求恩”。没想到他还真是白求恩的远房亲戚，“我的一个表姐嫁给了白求恩家的人”。不过他不觉得自己可以被称为“艺术界的白求恩”：“白求恩把生命献给了中国，我并没有，我娶了一位中国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