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的讨论，固然是因为目前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起意，然而，我对近现代文明的盛衰已经注意了很久，才因为这一个机缘而做了比较有系统的陈述。我盼望读者们了解到：目前的困难，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而是长期过度发展导致的衰败。在这一本小书之内，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处于领先地位的，基本都集中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近代文明的起源，也一直要追溯到西欧的启蒙运动。当然，这也是自然的现象，因为近代文明本来就是在西方的文化圈内发展——那是从中古时代的衰蔽，进发出来的一个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文明。
    在这将近二十篇的文章之中，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这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历史中，都不是陈述的重点对象。在后记之中，我想对这一方面有所澄清。三百年来近现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其实并不能置身事外，只不过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而且常是不自觉的。三百年来，世界近现代文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之中，中国都是不知不觉地参与在内。开启大洋航道和西方的宗教革命这两件大事，都可以说是西欧启蒙运动的重要背景。培根指出，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造纸和印刷，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贡献。培根的这种说法，其实全是针对着西方历史而言：没有罗盘、没有火药，远洋航行将不可能发展；没有火药，欧洲封建城堡就不会被摧毁，而西方列强对世界各处的侵略，如果没有火药，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没有纸张、印刷技术，知识普及不会容易，而意见的交流，也不可能这么普遍。扩大活动范围和批判旧传统，这两个新风气的形成，正是西方知识分子质疑和推翻天主教禁锢思想的重要条件，西欧的启蒙运动。因此才能够一发而不可遏止。培根提出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为了解欧洲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在中国人发明的事物之中，单单挑出这四件发明介绍给世人。
    在启蒙运动发生过程中，欧洲人转向东方，将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当做当时欧洲政治制度的对照。他们以为，中国的皇帝，例如康熙，就是一个哲人王者。而中国的儒生文官，其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都不是西欧的武士可比拟的。他们下意识之中，拿这个神秘的东方，当做柏拉图理想国的模型。当然，到了18世纪以后，他们忽然发现，中国的一切其实不是这么美好，中国也有许多严重的问题。可是，至少在启蒙运动的前阶段，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形象，曾经被当做他们可以参考的对照面。借用中国的成语“郢书燕说”，他们正是借这种遥远的模糊形象，作为自己改进的榜样。当然从具体的方面讲，中国的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也确实对他们建构近代政府的理想制度有过一定的影响。
    在西方列强掠夺新大陆的财富时，美洲的白银也大量地运往东方。中国获得了新大陆白银产量的将近一半，使得中国至少享有两百年的经济发展。新大陆的农作物，例如玉米、番薯、西红柿，传入中国，使中国的粮食供应增加，可耕地和人口数量都随之增加，改变了中国的生态和经济面貌。尤其中国的中南和华南，城市化和生产量都有可观的变化和成就。因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已经不知不觉被拉入全球化的网络。
    紧接下去，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生产能量急遽增加，中国成为欧洲产品的重要市场。中国不仅赔出了那些赚来的白银，甚至付出更多，以致19世纪的中国迅速地贫穷。在当时世界市场之中，欧洲在中国占领的市场其比重超过非洲和中东，因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市场的收纳量极为巨大。英国和美国的纺织业者都曾经梦想，只要中国人多穿一寸英美工厂出来的棉织品，就可以维持他们英美纺织业的继续成长。
    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市场和原料的过程之中，古代的三个大帝国，奥斯曼、莫卧儿和中国，都受到严重的冲击。那两个帝国都瓦解了，中国虽然历经艰险，却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和完整。这个现象，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来说，也有相当的意义。欧洲人征服非洲，把非洲分割成一块一块，毁灭他们的王国，解散他们的部落。在非洲广大的殖民地上，白人必须要负起管理和行政的工作——他们称之为“白人的负担”。同样的，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岛屿和印度次大陆，白人也认为他们有天赋的权力和责任。在这些地方，西方列强几乎是无偿地取得资源，也肆无忌惮地倾销他们的产品。但面对巨大的中国，他们并不需要担起管理的责任，只要有市场在，他们就可以倾销，赚得的钱又可以取得够用的资源。于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算盘上，中国这块土地是独特的，和其他各处的市场都不一样。中国市场支撑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对其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