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塞雷纳也遇到了不寻常的地方：书本咖啡馆，一个至今能维持营业并举办一些文化活动的地方。那天是诗歌朗诵日，咖啡馆被手拿杯子的人们挤得满满的。塞雷纳就在那里遇到了普莉姆罗斯。“普莉姆罗斯一身嬉皮士年代的打扮，尤其是耳环、项链和闪闪发光的白色帽子。25岁仍然单身，独自居住，这在津巴布韦是很不容易的，她母亲对此很不满意，但她说，‘我为什么必须结婚？我难道有保质期吗？’她一边写诗，一边在津巴布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薪水随本地货币波动，却只有欧洲十分之一的水平，但她仍然被人看作享有特权。她的英语说得很好。”塞纳雷说，“你知道吗？津巴布韦的失业率高达70%，很多专业人员都移民国外。以普莉姆罗斯的情况，她完全可以离开，把问题都丢在身后，但她选择留在了那里。在一个混乱的国度里，她依然在做非常美的事：写诗。”

    在咖啡馆，普莉姆罗斯慢慢地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描写了对于这个国家的感情——就好像亲吻一根刺。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至今会在塞雷纳的脑海中回响：“我一直看不见自己拥有的，只看见自己曾经拥有的。”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究竟是在干嘛？

    中国的年轻人也不简单。在京沪两地的阅读分享会上，塞雷纳接到了不少好问题。“你是去了很多国家，可如果你不在那个文化长待一阵的话，你怎么能很深入地认识这个国家？你说，想通过描写不同的人去探讨世界的未来有可能是怎么样的，但你的方法，深度够吗？”

    “20-25岁的年轻人会经历很多迷茫，但是我看到这25个年轻人很淡定，没有迷惘。他们为什么能那么淡定？”

    在和同龄人的交谈中，塞雷纳是触摸到迷惘的。澳大利亚的萨姆是一个聪明勤奋的移民后代，身兼数职：急救科医生、连锁餐厅老板、拥有一间设计工作室、创办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贫穷的祖国斯里兰卡，同时他还筹划一部纪录片，记录医院里的老人对疾病、死亡和生命的看法——看上去，萨姆简直是全球年轻人的典范，有那么几个瞬间，塞雷纳也觉得：“我们都是1983年出生的，但是看起来我们有十年的差距。”但萨姆也让人隐隐不安——他太忙了，以至于很少有时间和女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也许还有他自己？

    还有一名长跑运动员，多次得过残奥会奖牌，他热爱速度，热爱跑步，热爱风在眉间的感觉，热爱胜利。但同时，塞雷纳也得知，他承受着抑郁症的压力。

    事实上，在漫长的旅途中，塞雷纳自己也常常陷入迷惘。他在序言中用“萤火虫”来比喻自己的心情：“萤火亮起的时候，我会平静下来，觉得此行会有所收获。萤火一熄灭，我便开始担心，一遍遍胡思乱想。”

    2009年5月份，塞雷纳来到哥伦比亚，再过几个月，一年的漫游就要结束，他就能回家了。就在这个时候，他遭遇了整个旅行最艰难的时刻：奶奶去世了。

    塞雷纳和奶奶的最后一次拥抱，是出发前去向她告别。“要对她说的话我想了好几天，却没有派上用场，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马克，你要去的地方是冷还是热呀？’她问道。我能感受到自己胸腔澎湃的心跳。我们都哭了，我只能拥抱她，然后吻了她九十下——根据她的年龄，一岁一个吻。‘最重要的是吃得好点儿。’门关上的时候，我听到她说。”《二十五岁的世界》中这样写道。

    “但她去世的时候，我却不能立刻回去，周围甚至连国际电话都没有。”塞雷纳回忆道，”当时我身在一个巨大的市场，周围非常欢乐、喧闹。我很悲伤，孤独地流着眼泪，问我自己：我究竟在这里干嘛？”

    那么，是什么让《二十五岁的世界》缺少对脆弱的关注、记录和思考呢？是塞雷纳害怕伤害那些年轻人吗？还是他没有准备好？还是25岁终究太年轻了，尚且还不知道脆弱——人们承受着的烦恼、迷惘、痛苦、恐惧——究竟对生命意味着什么？

    “这趟旅行让你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也是塞雷纳最常被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我的大脑似乎变成了一个‘谷歌地球’，能准确定位，因为大半个地球都过去了。”塞雷纳常常这样回答，但他知道，这只是一个玩笑。

    五年过去了，塞雷纳一直住在西班牙，还在当记者，空余时间做些电影方面的兼职——看起来，和25岁时候的生活并没有太大不同。是的，谁说干了一件非常规的事情，生活就一定会天翻地覆呢？

    但在内心深处，25岁时经历的一些事情，似乎永远地逗留在了他的生命里：

    比如，那个曾经当过两年水手的阿根廷发明家回忆远航时的一句话：“远还是近不太要紧，要紧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不是在一艘正确的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