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梅在自己这部小说里着力揭示的则是现代社会的异化与荒悖。在他的笔下，容貌面孔具有毫不含糊、无可取代的法律效应，他把主人公的变貌安排在办理证书的办公室里(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因)，安排在验证照片的时候，就是要从这最初级的法律程序开始，一步一步考察面孔容貌在现代社会里的法律效应。正如我们在小说里所看到的，这种效应可谓大矣，虽然拉乌尔仍保存了他原有的一切社会本质与其他特征，保持了他原有的声音、笔迹、思维方式、认知能力、生活经验等等，但面孔容貌一变，他的全部生活、全部存在条件都立即崩垮。他不能再自己出面提取存款，因而就有无法支付最必要的生活需要的危险；他成了一无所有的人，再也不能指挥与支配他的秘书与下属，他的公司、他的事业已经成为与他无关的存在；他带着新的容貌要在自己的公司找个小小的位置，就得苦苦哀求，声泪俱下；他的家庭近在咫尺，他却无权跨入，他的妻子与孩子就在眼前，他却无权相认；更严重的是，在法律与公共秩序的意义上，他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嫌疑犯、危险分子，一个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根据的怪物，现代社会的法网将不容许他继续存在。总之，困顿与危机都来自一张面孔，面孔容貌代替了一切，取消了一切，统治着一切，它具有一种暴虐的作用与力量，它不仅仅使拉乌尔感到了整个社会现实对他不予承认的沉重压力，而且也使他感到了自己的生存成为了一个十分危急的问题。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荒诞！而且是在现代社会里完全无法摆脱、无法逃离的荒诞！
    这种荒诞性，只有在拉乌尔发生了变位、发生了位移之后，也就是说，从拉乌尔变成罗兰，从原来的承受位置、原来的观察角度转变到另一种承受位置、另一个观察角度之后，才能感受到，才能显示得出，正像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的异化、人的悲剧性的荒诞的状况只是在作者假想主人公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可怕的位移、由人变成了甲虫之后，才能淋漓尽致地加以表现一样。因此，不论是卡夫卡的“变形”还是埃梅的“变貌”，都是20世纪文学中为深入挖掘主题、使主题具有触目惊心之效果而采取的一种艺术变位法，与有的人所批评的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反现实主义逆流”风马牛不相及。
    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变位法还有另一妙用，那就是在自我叙述的方法中，从第一人称自我的角度表现了对家庭关系的冷酷更尖锐、更凄厉的感受，这种感受只可能在改变了承受的位置与观察的角度之后才能取得。同样，埃梅在《变貌记》中也是如此，他让拉乌尔亲身感受到了自己的妻子在罗兰·科尔贝尔这张面孔前由动情到迅速委身的过程，让他亲身感受到了妻子不贞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以及她从未给过丈夫而只献给了情夫的全部热情。当拉乌尔作为丈夫拉乌尔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家庭异常稳固、无懈可击，他与勒内的夫妻关系不存在任何危机与潜在的暗礁，他的妻子完全是安于本分、贤良贞节的。然而，罗兰·科尔贝尔这张面孔一出现在妻子的面前，从她惯常那种矜持庄重的外表下，马上就暴露出她那种包法利夫人式的向往与不计后果的欲情，从她以往忠实贞淑的外表下，马上就倾泻出深藏多年的对自己丈夫的嫌恶与怨恨。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反差，都是变换了身份、变换了位置、变抚了角度之后带来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埃梅的变位法更能真切地揭示中产阶级家庭的危机与婚姻的虚伪性了，而且他是绝妙地让这个中产者本人见证了其中全部的真切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拉乌尔又恢复了自己原来的面孔容貌之后，他的家庭就恢复了原状，他的妻子也恢复了常态，他本人更是恢复了原来的自得感与心满意足感，比起他平淡的中产者的生活，他变貌之后那段不平凡的经历倒显得有些光彩。而对他的妻子来说，委身于罗兰·科尔贝尔，将是一桩永不会磨灭的浪漫艳情，只要拉乌尔曾变成罗兰·科尔贝尔的奇迹不为她所知，她将永远在心理上是一个曾有外遇的主妇，她将永远难以摆脱思乡怀旧的情愫，永远再也不会有贞淑的宁静了。所有这些，就是埃梅变过来又变过去的变位法给中产阶级家庭婚姻的老题材所带来的别开生面的奇效。
    马塞尔·埃梅成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法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童话等方面均有建树，尤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更较令人瞩目。如果要指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的话，那就是构思上超自然的怪异、描写上求实的真切与思想上的哲理寓意三位一体的结合。这种特殊的风格，我们从他这部中篇小说中已略见一斑，将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有进一步的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