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8年，是《朝圣者之歌》这本散文小集里我最喜欢的篇什之一。黑塞阐述的道理非常浅显：“世界历史”这种概念是狂妄的、无所顾忌的，而且往往出自官方的口径，它总是歌颂帝王将相，充斥着后人倍加渲染的英雄事迹，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群众裹挟其中与有荣焉，而实质上不过是朝代更迭、野心的传递而已，是少数人一次又一次以崇高的名义来摆布多数人的过程。这个意思有无数人都表达过，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有一首精致的短诗《论历史》：“激进和反动生活在不幸的婚姻里/互相改变、互相依赖/作为它们的孩子我们必须挣脱……离房屋不远的树林里/一份充满奇闻的报纸已躺了几个月/它在风雨的昼夜里衰老/变成一棵植物，一只白菜头，和大地融成一体/如同一个记忆渐渐变成你自己”。
    黑塞用“内观”来挣脱。他有时坦承，自己并不知道这条路是否比别的好，但是，“我只知道，对于虔诚的人、对于诗人，它是必要的，他们永远无法学会新的官方理论称之为‘历史地思考’的东西。”为此，疏离外界的事情就成了必要，我们能从他的时政文章中读到扼腕叹息的味道：本该独善其身的文学艺术受到了战争环境的拖累，本该多留下一些不朽的精神财富的艺术家们，现在被迫去创作那些只供一时之需的东西。
    黑塞也被认为是一流的人道主义者，不过，人道主义并不一定是反战的必然延伸，除了用笔呼吁“不要杀人”、呼吁爱之外，黑塞把自己的心灵软禁在象牙塔中，研究高深玄妙的“玻璃球游戏”。在致布罗德的信中，黑塞一上来表了一个近乎虚无主义的态度：“知名文化人士”对现实政治是无益的，当政者才不会来理踩文人的热情。在笔耕之外，黑塞最广为人知的“人道主义”实践毋宁说是帮助同行、提携后辈：1933年后，黑塞的家成了一批又一批德国流亡文人的聚会场所，文豪托马斯·曼、戏剧家布莱希特、出版人维甘特、克莱伯等等；他曾给瓦尔特·本雅明的《1900年柏林童年》手稿寻找出版商，还曾设法为罗伯特·穆齐尔解决居住权问题。1937—1938年，黑塞支持过一位多才多艺的流亡文人彼得·魏斯（其父是匈牙利犹太人），他让彼得替他和其他圈内朋友画点插图，彼得后来移民去了瑞典，他说，黑塞在那段时间里替他解了燃眉之急，把他从完全孤立之中拯救了出来。
    我们至今热爱黑塞，他留下了很多质朴优美的“心灵补药”，让后人受益无穷。在德国，年轻人组成的文学冥修团体都尊黑塞为宗师。由于黑塞的坚定辩护，“艺术家”这一行当得到了空前的提纯，故而，我们得以在《朝圣者之歌》里看到一个高尚的、虔诚的、浪漫而坚定的诗人形象，一个为人类千秋万代管理精神宝藏，并且敢于大声说出这一点的人。
    不过，黑塞笃信艺术的不朽价值，认为其超越尘世上其他一切事功，而堂皇地排斥和回避世俗责任，这终究只是精英意识之一种。作为黑塞的恩主国，瑞士让他避开流血漂橹的战争，得以实践其远大的思想和文学抱负，但是，瑞士本土作家马克斯·弗里施却认为，这个国家在战争中不敢承担抗恶的责任，从而，每个瑞士人都是扛着一具十字架走入战后岁月的，胆怯、冷漠、保守、孤僻，是瑞士人从二战之中继承下来的性格遗产——这其中，是不是也有黑塞的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