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期出版的与张爱玲有关的三本书：《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分别从张爱玲的书信、各类译著版本的辨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着手，为读者呈现了她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和之前从未曝光的人生另一面，对张迷来说，无疑是一大惊喜。

    之一：出国前的张爱玲

    在《沉香谭屑》一书里，陈子善关注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以及出国之前的张爱玲。他发现，张爱玲竟然曾想和她的好友炎樱合伙开一个服装店。1945年4月第十五卷第一期《杂志》曾经为张爱玲做了一条小广告：“张爱玲将与其文友炎樱创办一时装设计社，专为人设计服装。”炎樱就是那个在香港炮火声里拉着张爱玲逃跑的同学。张爱玲还为这间服装店写了一些广告文案的东西，就是那篇《炎樱衣谱》。

    张爱玲喜欢上海的一些小报，她的小说也受益于这些小报的滋养。然而，也是这些小报造她的谣。在《1945至1949年间的张爱玲》一文里，陈子善写到《海派周刊》一则诬蔑张爱玲的报道。发表的时间1946年3月30日，标题竟然是《张爱玲做吉普女郎》，报道称：“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

    有人诬蔑，自然要辩解。在增订本的《传奇》序言里，张爱玲写道：“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和某某恋爱也纯属私人生活，也还涉及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

    在《张爱玲·司马文侦·袁殊》一文里，陈子善将《杂志》的幕后老板袁殊挖掘了出来，这个人可真是文艺界的“余则成”，奉共产党的命令潜伏在汪伪政府。正是他在汪伪内部，才清楚地知道，张爱玲虽然和胡兰成谈了一场轰动的恋爱，本人却并不关心政治，而是一个写作的天才。所以，在张爱玲受到“汉奸”等言论暴力时，袁殊却在幕后帮助了张爱玲。

    陈子善在这篇文字里整理了许多与张爱玲有关的信息，比如，上海市作协的前身，“上海文艺作家协会”于1947年5月4日成立，张爱玲在此时被接纳入会，不仅如此，还同周瘦鹃、范烟桥、严独鹤、陈蝶衣、苏雪林、谢冰莹、徐蔚南、施蛰存、储安平等多位著名作家一起被委任为“联络委员会委员”，相当于现在作协创联处委员，或者某文体创联处主任。

    之二：和虱子做斗争的张爱玲

    张爱玲和庄信正相识得偶然，是因为庄信正要去一所私立大学任教，而他所在的加州大学需要一个老师来补空缺。他本来是想请夏志清帮忙，夏志清没有时间，就推荐了当时经济困顿的张爱玲。

    当时张爱玲结婚了十一年的丈夫赖雅刚离世不久，久病在床的赖雅几乎掏空了张爱玲的储蓄。张爱玲与庄信正的交往正是由这样的书信开始，从1966年6月末的一封信，至1994年的最后一信，两个人通信达三十年。

    1983年10月26日，张爱玲的牙医退休了，而所住了十年的公寓发现了虫子和跳蚤，她选择搬家，从此以后，她开始十年的搬家生涯。

    搬家最勤的时候，张爱玲曾经一天换一个汽车旅馆，所以，这样搬来搬去，她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因为搬得太勤了，只好把自己的东西存在某处，直到确定不搬了，再取回。在1984年1月22日致庄信正里，她写到了这样的状态：“……从圣诞节起，差不多一天换个汽车旅馆，一路扔衣服鞋袜箱子，搜购最便宜的补上，累倒了感冒一星期，迄未痊愈。还幸而新近宋淇替我高价卖掉《倾城之恋》电影版权，许鞍华导演……”

    她此时对环境的要求以及对虫子的敏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到什么地步呢，发现自己的箱子底有虫子，会直接将箱子丢掉。在1984年4月4日给庄信正的回信里，张爱玲写道：“我这大概是因为皮肤干燥，都怪我一直搽冷霜之类，认为皮肤也需要呼吸，透气。在看皮肤科医生，叫搽一种润肤膏，倒是避跳蚤，两星期后又失效——它们适应了。”

    给庄信正的信发完了，她又给夏志清写信，只用一个词：百病俱发。

    1994年，张爱玲依然在病中给庄信正复信，是她回复庄信正的最后一信，写信时的身体状况是这样的：“我这些时一直是各种不致使的老毛病不断加剧，一天忙到晚服侍自己，废掉全部时间，工作停顿已久，非常焦灼，不但没心思写信，只看报和电视。”

    张爱玲，十五岁的时候，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生命是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命运真是和她开尽了玩笑，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她几乎是在和生命里的这些虱子们做斗争。

    之三：做编剧的张爱玲

    张爱玲在1947年之后，沉寂了有两年之久，几乎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来。其因由也和她编剧的《太太万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