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大中华文库》的筹划与出版。这件事情是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司长杨牧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得到了当时宋木文、刘杲等署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参与了编纂出版前期的一些工作。《大中华文库》的编纂出版，难度很大：一是选目，要从浩瀚的记载中华文明的典籍中选出百种左右能够覆盖并代表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作品；二是翻译，要先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把白话文翻译为英文；三是资金，当时虽然列入了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但是当时国家并没有任何资金支持，需要组织若干家出版社自愿参与出版。记得当时，杨牧之、黄友义、马欣来、黄松等同志和我走访了许多学术界老前辈，季羡林老、任继愈老、杨宪益老、萧乾老、叶水夫老等，还组织了若干次座谈会，工作做得很细。这些学者、大家的评价，让我们对这套书的选择、翻译、出版树立了很大信心。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座谈会上季老的发言。那天季老讲的很激动。他说，“五四”以后的中国一方面是打倒孔家店，一方面是“拿来主义”，“五四”以后的中国一直是西学东渐，翻译了大量的、几乎所有的外国思想、文化和学术名著。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却很少翻译出版到国外。现在我们的国家经济上有实力了，但文化上还不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到了应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了。最大的贡献应当是思想文化的贡献，这个（指思想）是无国界的。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世界上却一无所知，这和我们国家不相称。因此，季老反复说，在这个意义上，《大中华文库》这套书评价再高也不为过。季老的讲话让大家很受鼓舞，也让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初期参与工作的出版机构树立了信心。这套书历经20载，温家宝、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鼓励批示，新闻出版署和后来的总署几届领导班子全力支持，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出版资金的支持下，这套书终于修成正果，共出版近100种，翻译为英、法、德、日、韩等多种文字，去年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表彰大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有功单位、有功个人并对这套书给予了很高评价。季老等当时一批学者、大家的精辟分析、鼎力支持与鼓励，应和《大中华文库》一同载入史册。 

　　第三件事是季老与《传世藏书》。季老主编的书，大多数都是有重要文化积累价值、学术地位和质量均属上乘的图书。但也有个别例外。在90年代初有一家地方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超大型古籍整理图书，名曰《传世藏书》，请季老做主编。这部巨著有6亿多字，是大百科全书规模的好几倍，动机很好，也下了大功夫，听说当时在长沙的排字基地电脑都用坏了近百台。这部书由竖排变为横排，还有断句、标点、注释以及编校等诸多环节，但由于规模甚大，而编撰出版的时间又很短，一经出版问世，在引起很大轰动的同时，社会上也提出不少批评意见。据此，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对此书组织专家进行了编校质量检查，结果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图书差错率必须少于万分之一的规定（万分之一以上为不合格品）。但是，这套超大型图书已经印制完毕，也组织了一些有影响的宣传推介活动。在一次有中央领导参加的座谈会上，在季老和这家出版社以及投资方都在场的情况下，我介绍了编校质量检查的情况。这与当时座谈会的气氛很不合拍，与会的同志多从维护季老和出版社的角度谈了意见。但季老在这个座谈会上，自始至终没讲一句话。这件事，我心中曾有过些忐忑，季老对新闻出版工作很支持，我却在公开场合谈了对季老主编书的批评意见。这是以世俗的观点在看待贤者。其实，季老未入心中，也有可能赞成我们的观点，我却还在忐忑，如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一般。 

　　季羡林老的价值 

　　季老晚年，很反感别人称他是国宝。他诙谐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说我是国宝，我不是，大熊猫才是国宝。”当时社会上许多人包括媒体，都称季老为国学大师，对此，我知道季老是坚决和公开反对的。但有趣的是，季老自己从未认可的大师头衔，却有人在很认真地讨论：季老究竟称得上称不上国学大师、国学大师应当写多少学术成果、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云云，甚至在季老逝世以后仍不绝于耳。其实，怎样看待一个文人的价值，不应该仅有著述这样一个标准。达尔文只有一个《物种的起源》，难道进化论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就不大吗？社会科学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是一致的，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以这个标准衡量，现当代能够达到季老成就者寥寥。我举两个例子说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