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希：普鲁斯特是以长句著名的，法国研究者曾经以第一卷、第二卷文本为例统计，超过10行的长句占了23%。但是译句不宜过长，这是由两种文字的不同特点决定的。法文（英文也一样）多用从句，可以把大块的修饰成分“甩”在后面，整个句子呈“枝桠结构”，尽管长，眉目仍清晰。中文若照此办理，则变成“肚子（修饰成分）很大”，不堪卒读。所以，要把长句适当切短。但要保留普鲁斯特长句的韵味，让读者有长句的缠绵之感，重要的是感觉对等，而非形式（句法）对等。

　　《文化广场》：那您是如何把握作者文字中的情感？

　　周克希：作者所表达的感受，我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我是磕磕绊绊地走近，慢慢、用心地让“两张圆盘的中心”尽可能对在一起。往往是最先拿笔在纸上勾勒出第一印象，然后再慢慢修改，感觉也随着一遍遍的修改清晰起来。

　　《文化广场》：您多年翻译普鲁斯特的作品，对他一定十分了解，在您看来，普鲁斯特是怎样一个人？

　　周克希：普鲁斯特表面看来很谦恭，但其实是很自信、内心非常强大的人。最初普鲁斯特的小说没人要，但我觉得他是确信自己的东西是真正的好东西的。

　　《文化广场》：您最初计划用9年时间译出全书，如今9年过去了，还有四卷没有译，您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周克希：最初对普鲁斯特译事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体力、精力的实际状况也估计不足。如今第五卷已基本译完，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吧，兴之所至，也许会一贾余勇。

　　“你要爱你的寂寞”

　　里尔克曾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你要爱你的寂寞。”在周克希看来，这句话就像是对今天的译者说的。周克希在他的散文集《译边草》里写道：“翻译是寂寞而清苦的，但是，能把职业当作事业，能使技术成为艺术，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能从苦中尝到甜的滋味，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种幸福呢？”

　　《文化广场》：翻译最难的是忠实作者思想，您如何看译者与作者的不同？

　　周克希：作者是创作，“无中生有”。译者是再创作，前提是尊重原作文本的“有”。而共同之处是：都是创作，翻译尽管是“二度创作”，但译者的才情大有用武之地，他所体验的甘苦，也是一种创作的甘苦。翻译不是“外文+中文”的物理反应，而是化学反应，要加催化剂。“化学反应”就是再创作。

　　对于翻译来说，就要把原作者的文采，透过译者传递给读者。按照这一逻辑，译者最好的状态应该像一块玻璃，读者可以透过玻璃看到原作、看到作者。这实际上很难做到，或者说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文化广场》：不同性格的作家写出的作品风格也不同，译者的性格对翻译作品是否会有影响？

　　周克希：性格对翻译难免会有影响。但好的译者，多多少少会是一个“性格演员”，而不一定“以本色出演”。

　　《文化广场》：您给自己定的翻译标准是什么？

　　周克希：我给自己定的翻译标准是：一、肯正襟危坐的读者能顺利地读下去；二、有文学趣味的读者能从中读出它的好来。

　　《文化广场》：您翻译的众多作品中，哪一部您认为最好？哪一部又是最难翻译的？

　　周克希：译出的作品，有如自己的孩子，个个都难忘。有些因耗费心血更多，如（《包法利夫人》，《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二、五卷），有些因所处环境比较特殊（如《不朽者》翻译的4年期间，母亲父亲相继去世）而更难忘一些。

　　作品也如孩子一样，让你烦更让你爱。书薄，文字浅近，未必麻烦就少，如《小王子》，翻译过程中与张文江先生煲电话粥就不下10小时。一般而言，作品难译，麻烦就更多些。如《追寻逝去的时光》，常常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上穷碧落下黄泉”，有时简直恨不得能把书烧成灰咽下去——只要它能变成译文。

　　《文化广场》：如今做了多年翻译，是否有后悔过当年改行？

　　周克希：要说一点不后悔，那是假的。但我后悔的只是改行晚了些。对于曾经浸润在数学的温泽中，我想我并不后悔。我赞赏英国数学家G.H.Hardy说的一句话：“美是首要的检验标准：丑的数学在世上说到底是没有安身立命之地的。”我始终觉得它几乎是人类语言之美的极致。离开数学以文学翻译为业，有时恍惚觉得这是我的第二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