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万里之遥，瞬息即至。我们都已经很难想象到人类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各自困囿在一片狭窄的地域里，老死不相往来。

    但那个时候，每个民族只认识自己头顶上的一片天，至于外界如何，无人关心，也无需关心。

    然而，想起一件事情来，未免令中国人有些郁闷气结：为什么在历史上，只有欧洲人走出了他们的故乡，发现了新大陆，征服了世界？

    为什么不是中国？在地理大发现的15-16世纪，无论从技术、航海、军事、国家实力而言，中国都远比那些蛮荒夷狄小邦发达，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发现和征服？

    考察这段历史的研究岂止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几乎每一个可能性都曾经被发掘过。最大的学术赢家，无非是经济、宗教和政治。但是，这些原因都难以充足说明欧洲的出走冲动和征服能力。欧洲对于东方的物质需求的确是动因，但是中国也长期通过丝绸之路与欧洲贸易，为什么不曾有探险冲动？中国的海岸线也很长，为什么就没有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和航海？基督教的确是有传教热情的，但是唐朝的鉴真和尚也曾东渡传教，而且大乘佛教的确是有传教热情的，为什么印度也没有冲动？15世纪当探险家们出发的时候，欧洲总体也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中，为什么他们愿意资助探险？当麦哲伦到达美洲的时候，美洲土著中也有大量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征服他们？而中国如此强大、延续性如此悠久、长期在内外战争中浸淫的君主国，为什么也会被欧洲的那些蕞尔小邦打败征服？

    故而，以上的那些人文学基础之上的答案，都难免有着先天的缺陷。

    最近出版的贾雷德·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其实是戴蒙德探索人类如何制造了今天的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开始，出版于1992年。他其后在1997年出版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和2004年的《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是对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详尽的指南。

    尽管有许多人更愿意以人种的优劣，文明的高低或者政治的高下来说明问题，戴蒙德却坚持以一个科学家的态度，指出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明的兴亡，更多地取决于其命定的自然环境，以及其与自然之间的相互消长。这是一种“地理决定论”，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这是迄今为止惟一能够令人信服而自足的理论。

    戴蒙德虽然经常提到中国，但是三本著作中除了《崩溃》有一个专章之外，并无系统的论述。因此，我只能尝试以戴蒙德的理论，比较欧洲与中国的遭遇，寻找可能性的答案。

    地理决定论的第一个因素是地理地形。我在以前的专栏中曾经提到，欧洲是一个破碎的地形，破碎的海岸线。而欧洲内陆的地形，也非常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家。历史上除了南欧的罗马与一些外来政权之外，欧洲历来没有统一传统。

    但是中国所处的亚洲东部，则是一个大陆岛，三面环山，一面靠海。而在大陆上，乃是平缓起伏的连续性地形，易于形成统一体。因此，中国形成了分久必合的传统，统一的冲动是内在的。

    破碎地形形成民族与国家的分割。狭小的区域难以给一个国家提供充足的发展资源，于是贸易成为一种必然性。当欧洲内部的贸易形成瓶颈之后，扩张冲动自然产生。欧洲探索新大陆的原初需求，是贸易冲动而非征服冲动。

    中国则不同，由北至南的连续耕作区和大陆内部的丰富资源，以及对外交通的难度，都使中国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内向型哲学与政治。在中国历史上，获得统一而不是对外征战，是王朝的主流思想。防御形军事战略也从来都是正道。缺乏贸易动力与扩张冲动，几乎是地理地形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因素是动植物资源。在征服新大陆的过程之中，欧洲真正进入美洲的殖民者及军人，数量十分有限。而整个美洲有着几千万文明水平甚高的土著，为什么最终以欧洲人消灭了土著而告终？戴蒙德的证据是新大陆根本缺乏可以驯服的粮食资源，因此，美洲一直停留在狩猎——采集型社会形态之中，无论其政治制度是怎样的。而欧洲很早就进入了小麦时代，农耕是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农耕社会以及航海贸易的双重作用，使欧洲人拥有了更多的战争和武器。

    从动物资源上来说，在人类从白令海峡冰封期进入美洲不久之后，整个美洲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多数都消失了。美洲仅有小型动物，以及无法驯服的少数大型动物。因此，其战争形态一直停留在较为简单的人力上。而欧洲早期历史中，马就是最主要的战争和运输工具。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战马是获胜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此外的“竞争”资源是病菌。美洲大陆一直在一个封闭型的生态形态之中，没有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大量病菌。欧洲人进入新大陆之后，缺乏免疫力的土著大量死亡：事实上死于欧洲人所传染的疾病的土著，要大大地高于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中国呢？当然，中国也是较早进入农耕社会的国家之一。因此，它也迅速地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制度。动物资源也并不少于欧洲，战马也较早进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