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真理教已经是遥远的新闻了，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却还远远不够。1997年，村上春树采访62名毒气受害者和采访8名奥姆真理教原信徒的非虚构作品《地下》、《在约定的场所》打开了理解这一事件的窗口。《地下》几年前已经有了中译本，而呈现“恶”的一方的《在约定的场所》则姗姗来迟。

　　（本文为林少华译村上春树《在约定的场所》译者序，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限于版面，刊发时有删节，标题及各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任何国家的历史或者任何人的历史，都有若干戏剧性分水岭。”2000年前后村上春树在应美国一家杂志之约写的题为《东京地下的黑魔》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在远隔太平洋的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Cambridge）迎来了这个不吉之年。日历变为一九九五年为时不久，两个暗淡的消息从日本传来。但我那时听得的，并非菲茨杰拉德听到的那种‘遥远而空幻的回声’。那是清晰可闻的不吉利的轰鸣。”

　　“两个暗淡的消息”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月十七日凌晨五时四十六分突然发生的7.2级强烈地震。当时神户及其周边城镇的居民正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不料倾刻间天崩地裂，房倒楼塌，高架公路“拧麻花”路面车辆“翻筋斗”，无数血肉之躯被钢筋混凝土压在下面。继而火光冲天，又不知多少人葬身火海，遇难人数超过六千四百人。

　　另一个是震后不久的三月二十日发生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奥姆真理教”这个偏执性新兴宗教团体派人分五路钻进三条地铁线的五节车厢，在清晨上班高峰时间段用打磨锋利的伞杆尖端扎破装有液化沙林毒气的塑料袋，毒气随即挥发，十二人因此丧生，超过三千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不少留下后遗症甚至终身致残。

　　村上春树认为二者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表明其转向的事件。“这两起事件显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坚固和安全的了。我们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无可摇撼的，或者无需一一相信而视之为‘自明之理’。不料倏然之间，我们的脚下‘液状化’了。我们一直相信日本社会较其他国家安全得多，枪支管制严厉，恶性犯罪发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东京的心脏部位、在地铁车厢内用毒气大肆杀戮——眼睛看不见的致命凶器劈头盖脸朝上班人群袭来。”换言之，这是彻头彻尾的两场噩梦。地震天灾噩梦终结了日本抗震技术的神话，沙林人祸噩梦终结了日本社会治安的神话，而且一并终结了日本社会管理机制和民族精神架构的神话。使得一九九五年成了日本战后最没神话的一年——“日本号”巨轮从此转航，辉煌灿烂一望无际的GDP神话海域转而驶入风急浪高噩梦频频的暗礁航道。

　　拒绝遗忘，打开“黑匣子”

　　无须说，对神话谁都津津乐道，对噩梦谁都想尽快忘掉——实际上就连当事人也很快三缄其口——但村上不同，他用整整一年时间采访六十二名沙林受害者，于一九九七年三月出版了《地下》（Underground）。继而采访作为施害者方面的奥姆真理教的八名信徒（原信徒），以“后地下”（Post underground）为题在《文艺春秋》杂志上连载，同年十一月结集出版单行本，这就是作为《地下》续篇的《在约定的场所》。

　　书名来自开篇前引用的马克·斯特兰德的诗句“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这是我入睡时约定的场所，是我醒来时被劫掠的场所”——是的，醒来一看，本应约定好的场所却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场所，约定的天国忽然变成了始料未及的“黑匣子”（black box）。实际上在村上眼里也是“黑匣子”。“在《地下》里边，我是把奥姆真理教那一存在作为日常生活中毫无征兆的突如其来的‘来历不明的威胁=黑匣子’来把握的，但现在我想以我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把那个黑匣子打开。我觉得，通过将黑匣子里的东西同《地下》那本书推出的透视图加以比较对照——换言之，通过将异质性与同质性进行剖析——很有可能获得更有深度的视角。”

　　不难看出，村上之所以置力图忘却甚至掩饰奥姆事件的社会主流意识于不顾，决意打开“黑匣子”，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产生“黑匣子”的体制性因素和社会土壤。这势必导致他对“恶”的追究，甚或对善恶定义的重新审视和判断。

　　“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

　　书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八名奥姆信徒访谈录。这部分立体地、全景地、个性化地展示了“黑匣子”里面的种种人物和场景。“这已接近人体实验了”、“留在这里绝对死掉”、“曾给麻原要求过性关系”——仅看标题就不难想像“黑匣子”里面何等不堪、何等骇人听闻。第二部分是“同河合隼雄先生的对话”，对话部分又分为“围绕《地下》”和“与‘恶’共生”两部分。

　　如果说，访谈录部分旨在开启奥姆这个“黑匣子”，那么对话部分连同后记则是对“黑匣子”的解读。前者读起来让我困惑、纠结和不胜唏嘘，后者译罢则让我陷入沉思，一时难以自拔。其中有三点让我觉得特别值得思考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