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标记，顾名思义是出版机构所独有的，且是固定的一种印记。
    它是以书籍为载体，起到传播的作用。这一作用，不单使书籍有了一种“归属感”，而且也在向世人宣示出版机构的“特殊商标”。商标理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出版标记也便成了书籍著作权的一种标记形式，可以说这是除了版权页上的“翻印必究”之外，表示拥有知识产权的另一种“物化”形态。
    在民国时期，上海福州路、河南路一带，居然集中着有名有姓的出版机构不下一二百家，而这些出版机构，所出版书籍的封底大多印有自己的出版标记，其数量好像还不在少数。其中，不少有着出版标记的机构，因种种原因，在经历一段时期后便自行消失了，但它那具有印记功能的“面貌”却始终留存于世。这种“留存”，有时会呈现出一种“双独”或“三独”现象。所谓“双独”，是指某出版机构和某作家，至今还留存在世的版本唯独一本，在这版本上却印有该出版机构的出版标记；所谓“三独”，则再加上丛书或丛刊也只此一种。也就是说，这一出版标记“使命重大”，维系着出版机构、作家和丛书或丛刊的“永久生命”，或者说，如果见不到这一出版标记，这三者的生命也便“不复存在”。如今的读者，能够见到这些至今仍顽强地留存在旧版本的出版标记，已经是万分幸运了，从中还能依稀窥见到它们当年的种种“尊容”。
    出版标记到底源自何时，现在确实已经很难有足够证据确定其准确年月，但是它的出现，起码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这一时间推断，早在民国之前，1600年就创办的扫叶山房，如从现在发现的扫叶山房的“图记”，可以算作是出版标记的话，那么这个图案应该说是最早的出版标记之一了。之后，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也应该说是采用出版标记最早的出版机构之一。“商务”在早期出版的书籍上虽有“图”，但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出版标记”，因此“商务”真正有出版标记，已是后来的事情了。从目前所发现的，“商务”自从有了出版标记，还存在有好几个，好像并非“唯一”。